我在暧昧的日本（第11章 宗教的想像力与文学的想像力）(3)

　　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件与我的文学作品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一面构思自己的小说继续往下写，一面探寻这样的课题——这个宗教集体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墙而发生了悲剧性事件以后，这些当事者有多大可能性才能根据其经验度过困境抵达新的出发点呢？

　　然而，我感觉在奥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们起初就没有设想他们要超越即将陷入的危机。在活动以不幸的恐怖主义和教团的崩溃告终之后还留下了很多年轻的信徒。在这一事件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任何干部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人的新的出发点。留在社会上的干部也无法表示，它们现在只能从外围打探消息。一个被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宗教团体就以这样的组织形式仍然存在着。

　　我想，这是一个无论与宗教的想像力还是与文学的想像力都毫无关系的可怕而没有结果的事件，这个团体也只能说就是这样的宗教团体。而且面对期待用宗教方法拯救灵魂的年轻的日本人，能明确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宗教的想像力也没有形成。再者还必须承认，通过文学的想像力能给他们带来精神解放的作品也还没有写出来。这其中也包括写《燃烧的绿树》的作者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我考虑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自己构思的、实际上已经完成的小说里面，考虑到了年轻人组成的宗教集体的内部斗争，导致分裂，最后崩溃；然而却没有考虑他们对外彻底实施进攻性的恐怖主义这一要素。既然奥姆真理教事件确实做出了这样的示范，今后考虑日本年轻人的宗教集体时，就不能忽视这个要素。

　　①ElainePagels，美国宗教历史学家——译注。

　　②《灵知派的福音书》(TheGnosticGospel)，VintageBooks——译注。佩格尔斯①教授在对可以称为新古典的灵知主义进行研究时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初期的思考方法中可以看到的根本对立以及它的政治作用②。照本宣科地相信耶稣肉体复活的人们——也就是代表教会权力的人们——与被他们视为异端加以否定的人们产生对立。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东正教教父特鲁托·里阿努斯的话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应该信。日本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变了一下这句话的形式，把它作为他初期代表作的标题——《因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这种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当时正值教会大肆建设、发展期间，也是大危机降临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强。从而也可用文学的想像力来理解，无信仰的日本文学家们也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范例。

　　另一方面，作为异端人士的代表，佩格尔斯教授所谈的内容是关于灵知主义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觉的学说)。他们中好像也有过激的人，把期待书本上的耶稣复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们主张，复活不是历史上的单一事件。取而代之的应是象征化，将现在怎样才能体验基督的实际存在当成大事。问题是似乎不应照本宣科，而应做灵魂的展望。

　　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近似于文学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现出作为异教被排挤的人们出于危机性紧张感而发的极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当接触到战后日本社会陆续发生的、有宗教动机的事件，就会感到事件中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别是从未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层因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焕发出的紧张感。他们在文学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现得很涣散。

　　奥姆真理教宗教领袖的说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领袖对信徒的号召力也仅仅是源自教祖和干部的政治权力，以及由封闭的日本年轻人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内部压力。

　　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报道说教祖及干部们——其特征是后者中的多数不但是主谋犯，而且还是执行犯——被逮捕后，他们手下的每个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脑子里只有空虚的印象。这说明信徒个人内心自发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为了提高这些信徒们的紧张感，教祖在首先强化内部政治框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外部社会对这个封闭的集体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以此当做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即使干部们比下属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罪犯的帮凶，所以已无法脱离教祖勾勒的神话。

　　在这些干部中，好像还有因为被所谓“有搞科研的机会”和能满足权利欲等诱饵引诱而误入奥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下层信徒还是因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而深感不安、不满及孤立才求助于奥姆真理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