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说：“债少容易偿还，职务轻松容易完成，任务不重容易上进。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这样一来，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讨嫌。社会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新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所谓“政治”，意思是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绝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
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相反，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晏子说：“依照正义来谋划，定有所得；根据仁爱去做事，定能成功。
违背正义和仁爱去行动，没听说过有能成功的。”
《吕氏春秋》说：“树木茂盛，禽兽才会来栖息；水流深沉，鱼鳖才会来归依；帝王贤明，豪杰才会追随。”所以，圣明的国君不刻意要求归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来归依的那些事情。强迫让人笑，笑了也不快乐；强迫让人哭，哭了也不悲哀。强硬地推行某种政策，只有小成而不会有大成。]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说：只用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来使边境安定，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这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经认为，匈奴人凶暴、倔强，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匈奴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重利而宁肯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议制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人不可以策划长久大计。”
晁错劝汉文帝发展农业生产，使之得以做官或赎罪，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苟悦说：“圣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阐明道德和义理。
如果一切政策法规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变故，不应当这样做。]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
[范蠡说：“节令未到，不可以勉强植物生长；形势不允许，不应当勉强追求成功。”管仲说：“圣人只能捕捉时机，不能违背时机。”《论语》说：
“圣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只等时机的到来。”]
能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君王。
[荀子说：“盗窃了帝王的治国方法，要与能做帝王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盗窃了称霸者的治国方法，能与称霸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盗窃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修积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圣明的国君应该谨慎地对待、选择这三种情况，这可以帮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说：“执政者不讲仁义道德，不能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长官。”又说：“会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而崇荣；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如果这两种政策一旦能在全国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