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言缓刑之美也。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人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曰：“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如耳！严刑恶足小哉！)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艺，善鼓瑟琴，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邢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寤，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哀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复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废，城池不守，肢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在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此驱除之意也。)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