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所以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
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这就是文字、学问的反作用。
文子又说：“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文化罢了。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大的问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的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就说：“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
《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熟了以后给人吃。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快把它拿出来！不过，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孟子说：
“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