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搞这样的建筑，要遵循四个原则，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
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这样的建筑，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赴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