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诸侯就占领着天下一半的土地。如今吴王刘濞仗着有太子说情，动不动就不来朝觐，这按古法就应该杀头。文帝于心不忍，打了几板子，罚戒一下了事，皇恩够大的了，可是刘濞不但不改过自新，反倒变本加厉，越发恣意妄为。开山铸钱，煮海卖盐，召集一批亡命徒，谋反作乱。现在，削藩是个反，不削藩也是个反。削藩，藩王们立刻就要造反，但祸患不大；不削藩，他们不过迟些造反，但祸患可就更大了。”于是关于削吴的问题被拿到朝廷上讨论。吴国于是谋反了。]
汉武帝在传统的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关键性政治问题上，采纳主父偃更为妥当的策略——推恩令。[主父偃劝说皇上道：“古代的诸候国不过方圆百里，不论其强弱与否，都很容易控制。现在的诸候国，跨州连郡，占地千里，管得松点儿，他们就生活糜腐，骄侈淫逸；管得严点儿，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如果依法硬要削藩，恐怕他们会萌生反念，晁错不就是这样才失败的吗？如今，诸候子弟有的达到十几个，可是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其它人没有寸土所得。这与朝廷提倡的仁孝之道是相悖的。
希望陛下你下旨，让诸侯们广行德政，让宗室子弟人人都感受到皇帝的恩泽，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领地分给每一个子弟，诸侯子弟必将人人喜不自禁，欢呼万岁。你以行德政为名，实际上却分散了诸候的势力，诸候会自己把自己削弱的。到那时，诸侯各国就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了。”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压制诸昏，罢黜大批诸侯所属的官吏。汉武帝时，又发生淮南王衡山叛乱事件，国家制定左官律[选派官员到诸候国辅佐侯王]
和附益法[分封诸侯大过限度称作“附益”]，进一步打击了诸侯势力。诸候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居住，亨受，收租纳税，不能参与国政。到哀帝、平帝时，刘氏侯王世袭相延，亲戚疏远，诸王生活在深墙大院之内，不受再到人们重视了。[削夺诸侯，有名无实，仍然因循秦亡的覆辙。]后汉王室衰微，气数已尽，外戚王莽居心叵测，肆元忌惮，借着太后的权力，假托伊周的名义，作威作福，骄横跋扈。把持政权，俨然一副皇帝的作派。篡夺汉朝天下以后，南面称帝，官分五等，晓喻全国。可怜一帮汉朝宗王，奴颜卑膝，俯首贴耳，奉符献印，唯恐置后！
[隗嚣拥兵天水，班彪逃难跟着他。隗嚣问班彪：“过去，周朝不能驾驭天下，战国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裂割据，几百年才安定下来。我推想难道战国时的混乱局面又要重演吗？国家安危将系于一人之身了，请先生谈谈。”班彪回答道：“周朝的兴废和汉朝不一样。周朝分爵五等，诸候干预政治，本根衰微而枝叶却很强大，所以到周朝末年才会出合纵连横的混乱局面，这是历史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的体制，设立郡县，皇帝掌握国家政权，臣子没有太多的权力。汉成帝时，开始倚重外戚，哀、平两帝享国时间很短，三世之后西汉就灭亡了。王莽篡权以后，因为皇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人心不服，皇位不稳，政令不通。王莽称帝以后，天下百姓无不摇头叹息，盼望着刘氏能够再度中兴。王莽在位的十多年内，国家动荡不宁，起义不断。
这些起义军，没有一个不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的。现在的起义军首领，虽然也割据一方，但是他们没有战国时代诸候的基业资本。所以，不会再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老百姓对旧朝念念不忘，由此可知百姓怀恋汉朝德政的程度了。”]
光武中兴，恢复刘氏国统，可是不能借鉴西汉灭亡的经验教训，汉朝由来已久的弊端在东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仅仅数世，就奸佞充斥，腐败不堪。一有奸臣专权，趋炎附势之人就纷纷投靠；一旦有叛乱发生，守城的官佐就不战而逃。东汉的天下还能不危险吗？周朝时，辅政大臣七人，摄政大臣三人，周王授以九鼎，委以重任。叛乱分子即使占据首都，战鼓敲得连内宫都听得见，乱箭就从皇宫上方飞过，祸乱也仅仅局限在京师附近，不会波及天下，国家总得来说是太平的。通过治理的办法来防止祸患的发生，所以周宣王能在“国人暴动”之后再兴周室，中兴在“共和”时期，襄王、惠王才能够借助晋国和郑国的力量重振工业。不象二汉，朝廷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乱成一锅粥；逆臣贼子早晨刚一做乱，文武大臣晚上就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远有王莽篡权，近有董卓专权，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难道国家缺乏治世之能臣，士大夫们没有救世之志吗？不是，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壮志是有，无奈地位太低，难以实现雄才大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