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十七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6)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问，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说很想再跟我谈一谈。他的声调沉闷，语速迟缓，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沉陷在那天的‘抗拒和疑惑’中似的。这才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曾有过那么一次未完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