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去干什么啊？
他说，我毕业进了一家管道公司，然后搞工程施工，其实我挺能吃苦的，后来就出国搞建设了。
我说，好啊！我正计划搞毕业十周年同学会，你到时一定要来啊！
浩子说，行啊！同学会我个人要捐点钱出来。不过，要是布川裤子来，我就不去了。
我说，为啥？
浩子说，布川看不上我，认为我不知道自己干啥吃的，我怕她再看见我，对她的人生打击太大。
我说，布川不是特鄙视你的理想吗？你实现了吗？
“理想？”他熟练地推了推金丝眼镜，军统特务一般，一本假正经地说，“三年一百万那个吗？已经超额完成了。”
我说，对了，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干吗要回来？
浩子说，我妈走了，你知道吗？
我一时语塞，定在半空。
浩子说，我妈得的是癌症。
浩子说，我其实出国拼命挣钱，是给我妈做医药费用的。
浩子说，我赶着回国，是因为我知道挣再多的钱也没用了，我要陪我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浩子开始慢悠悠地跟我讲解如何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陪伴母亲。这完全不是他在我脑海中的一贯印象，他很淡定，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很冷静，抽丝剥茧不带一丝火气地告诉我：他如何烧菜做饭，一勺一勺喂母亲吃；他如何洗衣拖地，一点一点地给母亲擦洗身体。他如何自学按摩，让母亲舒服一点，又如何在母亲小睡的间隙，疯疯癫癫地冲回家看望父亲。
因为是癌症晚期，医院不建议进行手术切除。
父亲很漠然，很犹豫。父亲跟他说，到底做不做手术，由你来定，我已经无法承受了。
浩子听完父亲的话，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指着镜子中的自己一遍一遍地骂，我为什么这么蠢？为什么下不了决心？日子为什么会这么难？
然后他用头撞墙，抽自己大嘴巴。
然后，他推开窗户，瞪着楼底，掂量着是不是要一把结束这苦难的日子。
然后的然后，他在卫生间清洗了哭红的眼睛，攒着一张笑盈盈的脸，上了发条似的继续烧菜做饭，继续洗衣擦地。
“最后，还是瘦成了一把干柴。”浩子说，“妈妈走得很安静。”
“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想不到医院来了很多人。病友、护士，还有特意请假赶来的主治医生，他们说，没见过我这么孝顺的男人，他们越说，我越哭得厉害。我哭得丧心病狂，很多人都拉不住，索性跟我一起哭起来。”浩子说。
我和浩子坐在江东区新河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午夜一点半，咖啡馆准备打烊。灯光幽暗而昏黄，远远地，服务员开始收拾擦地，我们两个忽然抱头痛哭。
宁波的秋夜很安详，江风穿过法桐的叶子，哗啦啦的像要揉碎这个晚上。
浩子说， 别哭了，咱俩加起来快有三米八了吧！
我说，是啊，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别再把人家吓着。
我们从咖啡馆走出来，沿着江边溜达，我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浩子说，接下来，我要找个好姑娘结婚。
浩子说，我的条件不高，就是有一样，要容得下我爸。结婚以后我要我爸跟我们一块儿住。
浩子终于搭乘一辆出租车，消逝在秋夜的尽头。临走时，他说，你还记得毕业前，咱们打全校 “三人制”（篮球）的时候，被三个两米多的大个打得像狗一样吗？
我说，记得，你不是扔进了人生第一个三分球，然后咱们压哨逆转了吗？
浩子说，是啊！扔之前，我就傻乎乎地想，快点结束吧！
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诗，“你脚踩的地狱只是天堂的倒影，我唇角的故事终将是时间的灰烬”，浩子的生活正好印证了前一句，而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记录下来，我想，等到时间化为灰烬，还会有人们在唇角挂记着这些故事。
这绝不是小说，也不仅仅是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