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一次讲述）(2)

　　侦高手都能破得了的大案，在自己的一生中写下最经典最精彩的一笔。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疤．‘光荣谢幕’。这里所讲的‘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还不单单指要去破一个从来也没破过的大案。不是的。更主要的是要补足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我回顾我这一生，做的事情不能说少了，但是，这些事

　　几乎都是在瞧着别人的脸色的情况下做的。当然，回过头去说，人类处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姓资的，还是姓社的，都免不了，有人活着主要是在摆脸色给别人瞧，而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只能瞧着琢磨着别人的脸色在活着。这跟当官不当官有权没权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现如今情况还不尽然是这样。一个看自行车的或社区保安，按说是绝对的下层小人物了吧，但他同样拿着看自行车和守护社区这点‘权’对人吆五喝六。记者大夫教员评论家按说也不是官吧，但你跟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打交道，不给额外的好处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活这一辈子．你得处处低头才行?这让人太难受了。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向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大夫、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一个一个，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地捞，我们没那么大能耐，也没那么大的可能，捞个几百几千地贴补贴补家用，总比全掉进他们嘴里要来得划算吧?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