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二十五 一连串问题奔涌般地聚集到心头）(7)

　　“据查，和顺面馆后院和后院里的那几个包间，就是用饶上都的这笔钱扩充和装修起来的。

　　“这位女老板和那位饶老板后来到底交往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细说了。一直到某一天，这位饶老板突然把女老板约到省政协礼堂属下的颐和餐厅雅座间里，一边把一包特地为她从美国买回来的药递了给她——她老公得了糖尿病，这药在美国也要算是专治这病的最好的药；一边低声告诉她，最近一个时期，请她帮忙留意一下省公安厅的一些人的谈话内容。她问他，为什么要注意省公安厅的一些同志的谈话内容。他说，具体的你就别问了，反正我有用。她就照办了。我们秘密讯问她的时候，一开始她还不承认。我把某一次她和饶上都秘密交往时的现场录音放给她听了，她才服软了，这才把她报告过的内容详细地交代了。这里头就包括了那拓片的下落，祝磊所写的材料的下落。楚也报告了劳爷和曹楠那次谈话的内容……”

　　“可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她向饶上都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不等于饶上都就一定会去策划并唆使一些人去干后来发生的那一系列坏事，更不等于就是他策划实施了对劳爷的谋杀。这些还是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坐实才行。”邵长水担心地分析道。

　　“是的。按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还不能认定饶上都参与或策划了后来的那些犯罪行为。但从我们侦破工作的角度来说，拿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很有用的，最起码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个饶上都先生跟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犯罪事件是可能有某种联系的。这也就坚定了我们继续向这个方向去突破的信心和决心。当时我们寄希望于那个姓周的家伙能开口说话。我们一方面加大了对他的工作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力度。特别是搞清楚这个姓周的家伙是饶上都专车司机的远房亲戚，我们觉得这里头就更有戏了。我原以为他还能扛一段时间，但不久，这个姓周的家伙就开口了。我们告诉他，如果你不交代出你幕后的指使人，那么这起杀人案的全部刑事责任就会落到你一个人头上，你扛得起吗?你爹妈给了你几颗脑袋来扛这样的事?他终于扛不下去了，但最后交代出来的‘幕后指使人’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专车司机，而是远东盛唐的一个部门经理。当然，这个部门经理也是饶上都身边的一个铁杆儿，跟那个专车司机多少也有一点远亲关系。你还别说，饶上都这家伙用人还是有他独特的一套办法的。他绝对不安排自己的亲戚到公司来挣这份钱。他有个亲舅舅想上公司来‘要一口饭吃’。他对亲舅舅说：‘我给你一百万。你爱干吗干吗去，就是不能上我公司来裹乱。’他用这一点向全公司上下表明自己‘一心为公(司)’的决心，但是他却允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提倡下属介绍他们的亲戚到公司来当员工。但有一条，你必须对你介绍来的亲戚负全责。也就是说，一旦你介绍来的亲戚出事儿，你得负连坐的责任。他用这封建的连坐法，这表面温柔的一刀，使不少人在他手下干得‘死心塌地’。

　　“这姓周的家伙交代，那亲戚给了他两万元，答应事成后再给他三万元。整个‘酒后代驾撞人’的计划，也是他这位亲戚、那个部门经理事先设计好的。由于姓周的拖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交代出这档子事，等我们去缉捕那个部门经理时，他早已‘失踪’了。公司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家属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在省内发了通缉令，又通过公安部，向全国发了协查令。最后才获知，这位‘部门经理’在陶里根熟人的帮助下，从口岸潜逃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在对岸改名换姓，拿出一大笔钱，已经做起了木材生意，而且跟那边房东大娘的女儿‘玛申卡’好上了，不仅给心上人‘玛申卡’买了辆二手的本田轿车，还给准岳母买了一枚挺贵重的绿宝石戒指和白金项链。看来，他事先是傲了预案的，是有相当的准备的。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分析，在这位‘部门经理’背后一定还有一只更大的黑手。没有那样一只更大的黑手替他支撑着谋划着，只凭这个部门经理本身，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在对岸迅速站住脚。

　　“这只黑手是谁?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饶上都：

　　“但是没有证据，这仍然等于是一句瞎话。

　　“所以，一定得把这个部门经理抓捕归案，才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但这件事儿办得还真有点累：现在人毕竟在人家那边待着哩。这牵涉对方的国家主权问题。你不能带枪去，也不能在人家那儿出头露面抓人。也不能行使侦查权：一切都得跟人家协商，得由人家出面。也就是说，你所有那些想办的事，都得事先得到人家的批准，由人家出面去办，或由他们带你去办。应该说，对岸内务部的‘达伐里希’(同志)们还是挺热情挺支持的。可人家有人家办事的规矩。比如，人家从来不加班加点。只要到了下班时间，肯定走人，一分钟都不会耽搁：只要下班铃一响，哪怕是正在做预审，或者正在外头蹲坑守候，对不起．都会立刻起身回家……这样，本来在我们这边一天就能办得的事，在那边往往就得花三天或五天才办下来。不管咋样，总算办妥了为抓捕所必备的一切手续，也制订了抓捕的方案，部署好了抓捕力量，只是没想到最后一刻，还是出了一点差错：正是这点差错，却让我们这一阶段在对岸全部的努力全付诸东流：那一天，我们派去的同志准备等这位‘部门经理’从外边装运木材回来，先由他们内务部的人设法把玛申卡引开，再由我们的人上前去铐住他。但我们派去的同志还是过于乐观了，把事情想简单了，没有全程派人去监护那个‘部门经理’，更没想到‘杀人灭口’这出老戏还会演到对岸那个陌生的舞台上。就在这家伙装上一车圆木，往回开到离城边两公里的一个拐弯处，据说是连车带人都让人‘劫’了。事后发现，车被扔在离事发地点几百米外的路旁，人却在一旁的小树林里躺着，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随身带的钱包不见了(据我们判断，凶手拿去钱包，可能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正意图)，左胸处有一个由零点三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造成的枪击伤。一枪击中心脏毙命。凶手(们?)显然是个老手，做事老辣，且干净利索。对岸内务部的一位‘达伐里希’女翻译安慰我们的同志道：‘遗憾遗憾。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了。这样的事嘛(她指华裔商人或被劫，或被杀)，在我们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这回你们虽然没抓住活的，但总的来说，也可以了，成绩不错。没让他逃走嘛。他再也不能去做坏事情了嘛。上帝替你们彻底惩罚了他嘛。结果是一样的。’女翻译长得高大挺拔，走起路来，很有点英武之气，说话不苟言笑，但语气还是温婉而有分寸的，看得出，具备相当丰富的外事经验，据说当年也曾是一个相当精良的‘克格勃’，和陶里根公安局的许多同志关系都处得不错。她当然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部门经理’活着，需要他嘴里的那点口供，需要知道跟他相连着的那根黑线——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黑线的话，它的终点到底在谁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