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第二章）(23)

    所有的光荣和梦想，一切的辉煌全都坠入了深渊，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从阴影中升脱出来，我的智力肯定已经受到了损伤，精神也已七零八落，永远失却了十九岁以前那种完整、坚定以及一往无前。

    青春期在十九岁那年骤然降下了大幕，灰暗、粗糙、密不透风的大幕，从不可知的远方呼啸而来，砰的一声就挡在了面前，往昔的日子和繁茂的气息再也看不到了。

    事发之后我在家里呆坐了三天，然后独自回生产队上工了。

    当时已是初冬，一路上的绿色十分陈旧，冷风从裤腿一直灌上来。我已经不能回到大队学校去教书了，因为我擅自离开了那里，我理所当然地吃下了我不计后果的后果。

    我只有回到生产队去。在冬天，田里没有活儿，青壮年全都去修水利。我挑着很重的塘泥，在麻木中隐隐感到，我的一生就此完了，属于我的路已完全堵死。我知道，我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写作，一是上大学，前者已经由我自己竖起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后者仍然要政审，我永远也不会有良好的品行鉴定了（后来证明，我的政审材料确实极差，好在招生的人到《N城文艺》了解过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以后将怎么办。

    十九岁，奇迹在那一年的年末最后一次降临，一家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天而降，我漫不经心填写的第一志愿图书馆学系录取了我。

    我得救了。

    母校的老师告诉我母亲，我的高考成绩在B县是全县第二名。

    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招生，B镇时有捷报传来，从名牌大学到一般大学，从大专、中专到中等技术学校，总是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家长带着孩子，到处分发喜悦的糖果，整个B镇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事实上也快要过年了。

    我没有请人吃糖。所有的喜事都不能唤起我的真正快乐，自然也就没有请人吃糖的心情，也许在我十九岁那年，就已经把一切喜气洋洋看透了，它的背面是物极必反，是祸之所伏。

    我在一个阴沉的日子独自回生产队收拾行李，集体户空无一人，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时代已经提供了别的道路，没有谁需要表现自己革命了。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住得最近的一位老人道了别（按照常规应该跟队干部道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插队的地方。我骑着车，心里跟冬天萧索的道路一样灰暗。

    我没有在B镇和家人一起过年，一个人跑到另一个县的叔叔家，过完年不久，我就提前到W大学报到去了，在那里，足足等了半个月才开学。

    当时我有一个预感（也许是变形的誓言），我想十年之后我还会重返电影厂的，尽管我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我对是否能搞电影毫无把握，但这个念头十分鲜明地竖立在我的眼前。

    十年之后，我正式办理了到电影厂文学部的手续。我原来的单位是N城图书馆，这样一次大的调动，大的转折（使我离开了难以忍受的专业，实现了早年的梦想），这样一件大事，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图书馆的同事是当时电影厂文学副厂长的夫人，我跟她素无交往，有一天她忽然来问我，想不想到电影厂去，于是我与其他人一起去面试，两个月之内我就借调到电影厂文学部去了。

    如此顺利的过程就像有神助，这使我闪电般地记起了十年前的预感（我本来已经把它忘记了），我想，这是上帝的奖赏。当时的N城电影厂正是它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第一部探索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它在偏远的G省是最令人瞩目的文化单位，它的衰落是后来的事情。

    在那个阴沉的冬天，我独自从生产队回B镇，在空旷无人的马路上，我听见自己的预感在说：十年，十年。在我当时看来，十年是一个极其漫长、永无尽头的时间。当时我以为，三十岁就是老年，四十岁就会死去，十年就是一生，我说出这个重若千钧的十年，同时觉得，这已是一种磨难的极限。

    但我很快就把它忘了，我被严重挫伤的精神无法支撑这样一个严肃的誓言，这个誓言一经被我发出，就变成了一样独立的东西，它离开我脆弱的躯体，跑得无影无踪。十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跟电影有关的事情，除了看电影。当年的恩师宋、刘二位也已杳无音讯，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