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呵，醒来吧（灵魂如星而降）(9)

　　东京的家里只剩下义幺的弟弟、妹妹和我，我又感到义幺和妻子离开家的时间还不短。早早就吃完了晚饭，女儿留在饭桌上做作业，弟弟回屋里悄悄地玩游戏机，发出噼—噼—的声音。家里还是老样子。义幺的大块身体像婴儿一样无拘无束伸开四肢，我不能不承认他平时在家里多威风呀。义幺没有躺在那儿，我不由得感到空荡、冷清。

　　那天，我看完从“一位读者”那收到的信后，没把它扔掉，作为线索放在一边，继续读前面提到过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写的布莱克评传。好像某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留在家里的人。因为我的言论受到舆论的批判，最近还有人给我写匿名信。信中流露出被害者式的冲动和强者的理论。信封上印有山口县三隅的邮戳，信中批驳我那天在反对核问题的学生集会和残疾儿童家长会上的讲演。

　　来信人说，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人，必须固守在巨大核防空洞里，延续核战争，重建苏维埃解体后的世界。在平常时期娱乐也是必要的，可是到了危难时刻，作家是寄生在社会中的无用东西，残疾人更是如此。实际上，凭作家和残疾儿能重建核战争后的世界吗？可能连一个家都建不起来。持软弱态度的人陷入失败主义。这种人能对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即不得不整日跟苏维埃法西斯独裁主义进行核对抗的人说坏话吗？请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传播流毒啦！在我还没说要你们自杀之前，请您跟您的残疾儿子一起保持沉默吧！

　　我想我不是不能以正当的理由反驳这位来信人的观点。当然，这封信缺乏逻辑分析，如果说核战争还延续的话，我和义幺两人当然要建暂住的小房以躲避落下来的黑雨，那天晚上，留在家里的三个人没有多余的问候就睡觉了。本来，我们一开始没打算去观看音乐剧，可是我们三个人约定，在第二天，星期六学校开完结业式后到车站见面，打算去找义幺和妻子。

　　在群马县山中小屋的周围，桦树和白桦都已经落叶了，今年初夏，台风经过高原，将长在薄薄的熔岩砾上的松树全都吹倒了，山中小屋露了出来。傍晚我们到达山中小屋，夕阳照耀着撒满落叶的山坡，散发着橘红色的微光，中间是深谷，我们向对面山坡福利院方向走去，弯弯曲曲的登山小路从云雾濛濛的溪流处延伸过来，异常地晴朗，距离我们５００米左右，我们看到义幺和妻子低着头沿小路往回走。

　　义幺的妹妹说，“咱们喊他们吧。”

　　弟弟制止说：“他们可能会以为是出了什么不测，我们才来的。”

　　孩子们常常抱有这种潜在的危机感。我认为这是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肩负的责任，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改变了想法，弟弟就像加入越野识途部做练习时那样，平时就像小马撒欢儿似的妹妹轻捷地跑着，两个人跑下山去了。终于四个人一起大步朝这边走来，我又感到前几天的忧闷心情——我想象着，如果我不在，他们就这么围着最大块头的义幺，保护他，设法活下去吗？可是妻子他们快乐地一边唱着歌，一边登山，我马上就听到，

　　格列佛太能吃了，

　　我们的国家太贫穷了……

　　听妻子说，他们返回山中小屋后，那天很早就开始舞台练习，序幕一开始，孩子们因担心战争面面带忧郁的表情，义幺听着他们的合唱，他高高抬起两只胳膊，抱着头，深深地躬着腰，说：“啊，奇怪，这不好办。妈妈，怎么办呀？！”义幺没像过去当指挥时那样发火，却显得很为难。看来他是害怕自己出错。身材矮小敏捷的音乐老师拿着乐谱从舞台上走下来给义幺解释说，在练习的时候，为了适合孩子们的合唱能力，决定把曲子简单化，并把原来的几个独唱部分改成朗诵来练习。妻子在旁边听着，非常担心，没想到义幺却痛快地答应了。

　　“我明白了！有时候演奏家在演奏时省略重复，那么到格林·古尔德和独唱时就这样改吧！”

　　接下来，他们重新练习，义幺也跟着一起唱——当然，唱得很好，特别是换声前少年们那种清脆、宏亮没颤音的歌声——音乐老师钢琴伴奏，舞台上的练习稍微没跟上钢琴，歌手一换，开始的音程就变得不清楚了，这时义幺不停摇头，暂停。老师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点似的，而且上演那天必须在舞台一侧弹钢琴，似乎更担心这是和义幺共有的问题。

　　所以妻子建议从下午的练习开始，要义幺当提词员，实际效果很好。义幺在什么地方当提词员呢？妻子说，等明天正式演出时，你们自己看吧。弟弟做过舞台道具模型，知道是做正式舞台的参考，他说：“我好像知道在什么位置。”我好不容易才点燃初夏被台风吹倒的还未干透的松材，刮台风时我和义幺两人去了伊豆，现在却抱着与那时不同的满足感升起了火，和家人呈半圆形围坐在火边，吃着横川车站的砂锅饭。渐渐地谈得入港时，义幺就像他高兴时那样，睁大那双眼睛，机敏地站起来，敞开面向山谷的窗户。从对面山坡的雪地上，刮进来一股冷气。可是义幺做出演出的姿势说：“来，大家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