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9)

　　祝磊当时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惊骇。他从来没有看到顾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过。事后，祝磊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动给顾立源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顾立源给祝磊主动打来了一个电话，就那天他的“态度问题”，主动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为饶上都去搞“头寸”的那一番话。没再多说别的，甚至都没容祝磊也说上两句“道教”的话，就很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对方的“客气”和“淡漠”．让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发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后来主动托人给顾和顾的秘书捎话，要去看望顾，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颐都以种种理由，很客气地一一拒绝了。这让祝磊更加寝食不安。应该说，这也是后来促使他答应那位张秘书，帮着去送“职工股”的一个重大诱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关系搞碍如此僵，如果再不设法做点什么事去补救，将来想递补为市长．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能说是“一念之差”吗?人们常常用这四个字来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开脱(或减轻)责任。但又不想想．这“一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造成全部灾祸的这“一念”，难道也纯属偶然的“一念之间”吗?祝磊材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张秘书设套“陷害”他这件事所做的一点分析。他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他认为这件事，就是饶上都策划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这位小张秘书和饶上都有表亲关系。他的表姐，曾跟饶上都相好多年。二，事发后(这个“事”，是指张秘书劝说他带着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某位老总去给某省委领导送职工股，而并非指他开枪杀害张秘书)，祝磊利用自己还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这个条件，曾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侦查科的同志调出事发前后那几天张秘书的移动通讯和固话通讯记录，发现就在这两三天里，他和饶上都联络十分频繁。三，枪击案发生当日，他找张秘书谈话。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颗赤心全对苍天，为他作证，他只是为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的那位老总“引见”了省里的那位领导。在整个过程中，他连那职工股票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一眼，更别说得到了它们。这一点，小张秘书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在全过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本来还可以由铝业公司的这位老总出面来作证，但不幸的是，在纪检委的领导找这位老总谈话时，他“突发心脏病”而“暴毙”了。而据查，这位老总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晚上，饶上都曾找这位老总长谈过几小时。“枪击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情绪已经变得空前的不稳定。”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头一天我曾打电话给那位省领导，想先请他出来替我说说话，以证明，那天我只是起了个引见的作用，带着那个铝业公司老总见到了他以后，我和张秘书就知趣地离开了他的家。那笔数额达七十多万份的职工股，一直是由那个老总拿着的。最后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确确实实的，我和张秘书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但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位省领导居然一口否认了此事。还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我。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从下午到晚上，我发了疯似的连续给他打了一二十个电话，他都不接。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要他承认那天是他从那个老总手里拿走了那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和张秘书已经离开了他家。我没亲眼见到的事，绝对不会乱说。我只是请他证明，当时我没参与其事。我只是一个‘引见人’，一个不该去引见的‘引见人’。但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发慌了。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上市后的市值将高达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稍稍炒作一下的话，还可能达到八九百万，甚至上千万。况且它又是职工股，原本是应该由广大职工享有的。侵吞职工股，就是侵吞职工的活命钱，更是罪加三等，民愤难平。如果我不能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话，仅仅这一笔账，这一件事，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而让我更感到绝望的是这位省领导。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师益友，也许在个性的呈现上我不能完全赞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达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业价值观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问题上，他一直是我永远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赶的标杆儿。我怎么能想象，他会在这样一件简单明了而又性命攸关的大事上，会‘蓄意’地把我扔进这无底深渊。所以，当张秘书也坚称他不能证明我在

　　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些股票的票据时．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溃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酿成了后来的惨剧的发生……而那位省领导是谁，大概不用我再细说了。他就是我们的代省长顾立源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