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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记者肖乾在《血肉筑成滇缅路》的报道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他写道：“秃疮脑袋上梳着辫子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瘿瘤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腿的闺女都上阵了。” 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中美被迫开辟被称为“驼峰航线”，祥云的云南驿作为这条被称为死亡航线上的重要一环，急需扩建。当地的百姓在日机的不断阻挠下，以牺牲近万人的代价，将原本狭小的机场扩建成功，并迎来了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与日军进行周旋、抗衡，使得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印度运入内地抗战军民的手中。 这一切就象我在一篇文章中感叹的那样：“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治地，如今的小驿站，却担负起了四万万人的未来与希望。”好多次路过古驿站，看到驿站院子里摆着的大大小小的石碾子，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老人和妇女，修筑滇缅公路的场景，我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古镇，这里曾经也上国之屏障，值得我们留连眷顾。 同时期的西安民众，面对日寇步步紧逼，国土惨遭蚕食，沦丧敌手的局面，也是群情激愤，各界群众、学生满怀悲愤之情，走上街头，向政府陈情、请愿。 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秉承蒋委员长一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寇的挑衅、步步紧逼，始终无所作为，一门心思要剿共打内战，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蒋介石把退守关内的东北军调到西安，让张学良携同西北军杨虎城对付刚刚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进入陕北的红军。 但张学良之前因奉行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痛失东北，被国人指为“不抵抗将军”，内心已经痛苦之极。几年之间，思想已悄然转变，对国共鏖战、自相残杀早已厌倦。他与杨虎城、陕北红军达成了某种默契。 1936年底，蒋介石觉得张、杨剿共不力，隐约有以陈诚、卫立煌取代的意思。他率多位国府要员亲临西安，目睹了学生走上街头，热烈请愿的场景，觉着有悖于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张、杨予以镇压。 一方面是顶头上司的固执的态度和凌人的气势，一方面是西安各界群众的爱国的行动和无畏的精神，张、杨几番心理斗争，终于在苦谏乃至哭谏无果之后，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东北军将士将蒋的卫队全部打死，在经过一番波折后，在后山一个山洞里寻到躲起来的蒋介石，将其保护起来。随蒋入陕的多位国府高官被悉数扣押。随后，以张学良名义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后因***介入，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开始了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杨虎城随后也被逼迫辞职，展转国外，后被囚禁于重庆，并最终被蒋介石杀害。 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都为此次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鏖战十年的对手终于冰释前嫌，握手合作，枪口一致对外。他们的牺牲是英勇无畏的，是值得的。在蒋委员长代表国民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人男女老少，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时，群情激昂， 在遭遇外辱的时候，为了重拾民族尊严，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每一次的自我牺牲，每一次的舍生取义，都值得我们投去敬佩的目光；都值得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依然深切缅怀，永志不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传诵张、杨，也应该缅怀那些死在祥云的抗战志士——那些本该安享晚年的垂暮老人、和那些本该享受快乐年华的孩子。 三 在祥云生活了五年有余，耳渲目染，深感此地保留了许多传统习俗，颇有古人遗风。在这一点上，我为西安感到惋惜——那里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但随着世事变迁，受各种因素影响，在许多传统节日乃至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渐渐忽略相沿已久的习俗，行为日趋简约，虽有其形，却舍其意。 比如源远流长的清明节。在商周之际，王室与贵族崇尚上天与先祖，经常有种种祭祀活动；民间也渐受影响，逐步形成在清明祭祀、怀念先人的习俗。春秋战国之际，在清明之前一两天，还有一个寒食节。据说，最初是晋人纪念忠义之士介子推不争名利、功成身退、甘于清贫的高风亮节，在他辞世当日，不生火煮饭，只吃冷食，后来，在整个中华文化圈都推而广之。而为了消除寒食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历代官家又鼓励百姓在寒食节当日，外出郊游、踏青，放风筝，举行各种户外活动，强身健体。寒食节与清明节并行了千年，直至隋唐，因这两个节日都怀有慎终追远的意味，日子又极其接近，慢慢合二为一，称为清明节。而到了宋元以后，在清明节吃寒食的习俗得以改变，但是以往在寒食节的其他种种习俗却相沿未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