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片平原东西有三百多公里，南北约一百五十公里，是个不规则的椭圆。西北端就是那个滨海城市，那里有我们家一个很大的窝，后来我们又被人从窝里揪出来。那个窝现在边缘破损，里面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窝里溅满了血。奇怪的是还有人喜欢那个窝——它从那会儿到现在一直有人占着。其实破损的窝一点儿也不舒服。大概新的主人是要感受某种流失之后仅存的一点余热。那儿能想象昔日的温馨，有极力挽留的一丝虚荣。奇怪极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仍然有人喜欢那东西。
然而它对于我却不知有多么重要。它是我们全部故事的一个汇聚点，就好比一片山峰中最高的山脊。我不知道我母亲在我懂事后的谆谆告诫和嘱托中，包不包括对它的重新据有？如果包括，那么我认为今天看是毫无必要了。时间会改变一些东西的价值，使其增值或贬值。我耿耿于心的，应该是时间难以改变的东西，比如难以抹去的不幸故事，它的真实。还原一个真实永远都是必须的。
当年我们一家从海滨城市撤出来，沿着西部大海边上的丛林中的泥路向西北方走下去，一直走到我梦牵魂绕的另一片丛林……
吃早饭时射箭运动员也凑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有黄湘的缘故。她的腿很长，从座椅那儿一直伸到饭桌的这方，露出穿了长筒皮靴的脚。她用一只小钢勺吃饭，红色的小舌头在勺子上绕来绕去。这是她惟一令人神往的地方。她一边吃饭一边与黄湘搭话，鼻音很重，我丝毫也听不出有“几分帅气”。她大概有三十二三岁了，而黄湘已经四十五了。朱亚整个用餐时间一句话也没说。我听到黄湘开始邀请女记者工作之余到我们勘察基地去做客，我们一定欢迎等等，心中略有不安。我想这事儿该由头儿说了算，头儿同意吗？随便让一个人加入到勘察队，况且工作非常紧张，这大概是不合适的。
饭后，我听到黄湘一边擦嘴一边赞扬那个离去的记者，就忍不住说：“我们对她又不了解……再说朱队长会批准吗？”黄湘立刻像对待一个凶猛的敌手似的看着我：“人家是记者，记者是捏紧了小本子到处走的人——人家能到我们驻地转一转，来个报道，我们花钱还请不来呢！”我再不吭声。我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杂烂小报的记者，而且此行主要是到富裕的半岛地区捞钱拉赞助来了。如今这样的杂牌子小报每一个城市都成打成打的。
我们走入了平原深部。驻地一开始选在城郊，那儿以前是军营，现在基本上废弃了，安顿我们正好。可是队伍中有人嚷叫那儿交通不便，出奇地闭塞等等，再加上当地有关部门的过分的热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搬回了闹市。这一下骚扰就多了，而且每天出去工作的人要坐很远的车。一开始，所里几个人与海洋所的同志合作，一起搞海陆两大自然地理单元的水文地质资料，入手处是城西北三十多公里的连岛沙坝。那儿的未来是一处现代化港口，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基本上是一个不冻港。工作区域离我们一开始选定的驻地非常近，而且随着工作进度，原定驻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一来朱亚坚决主张搬回去，有人顽抗，黄湘算是第一个。朱亚就与海洋所的几个同志再加上我，一起到城郊来了。朱亚冷峻的面容常常给人以错觉，其实他是多么软弱。他领导不起一个工作队。
第一次合作就让我遇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领导。他的眉头几乎天天皱着，除了安排工作细节，基本上不谈什么。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乘船进入北风呼啸的深海、跟钻井队到沙坝左右几十公里的采样区，他一次都没有缺过。而与此同时，城里的那一拨每天晚上看电影，有的还与当地姑娘跳舞。勘察队一开始总有些浪漫色彩，他们身上携带的各种器具在当地人看来也算有趣。这个与我有着奇特连结的城市，它是那么陌生。我在心里一直规避着它，我宁愿守在脸色铁青的朱亚身边，远远地注视着它。夜里我走出屋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看那斑斑点点的满城灯火。左前方是一片浩淼的水，由于海岸拉开了一道弧线，所以从这里看这座城市，它竟像处在了大海之中。一艘客轮离开它驶入深海，这是新开的一条航线吗？它密挤挤的灯光像燃烧的蜂巢。
朱亚每天工作到深夜。有一天半夜了他还在批评一个助手，嫌他的图太草太乱，并且数据的标记上也有问题。他考虑问题周密严谨，并且能够极快地进入一项工作的核心。眼下他的笔记本上已经罗织了不知多少问题，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推敲之内，而有一些至少在我看来是多余的。土地、海涂、航道、港口、海盐、陆生植物，甚至是芦苇、海藻等，都在他的罗织之中。我有时看到他那不熄的灯光就想，这个平原上有多少人知道正有这样一个人呢？他自觉自愿、不厌其烦地磨损自己，而且不需要犒赏，也不需要别人了解。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