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还配发了一篇文章,《论梁里的书法艺术》——我以为你早就看了呢。”他从一旁找出那份杂志,打开其中的一页。
我脱口而出:“这是哪个狗东西写出来的?”
“你怎么这样说话?”处长一愣。
我盯着这篇短文。透过文字的栅栏,我仿佛看到了岳父端坐在老年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位子上,含蓄地微笑。处长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后来抓起一块抹布擦起了桌子。
2
岳母保养得很好,六十多了,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她的皮肤仍然那么细腻,一双眼睛像青年人那样清澈,只是目光更为柔和慈祥。她心上好像从没有那么多沉重和忧烦。在她温煦的目光下,人会变得安定许多。
梅子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母亲。比如说她的眼睛……
岳母就像庄周的母亲一样,在部队时是一位护士,后来又做了医生。我想这是一个女人一生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职业了。挽救生命,安慰那些在战场上留下创伤的人,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为高尚呢?我想象她穿着粗布军衣,军衣外面再添一套白色隔离衣的那种风姿,多少有点感动。
她微笑着看我。这使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晚辈。我接受这目光的爱抚,有一刻竟神差鬼使地咕哝了一句:“灰娃铁来……”
她的眉头立刻锁起,盯住了我。
她这副苦相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只僵持了一会儿,她就笑了,问:“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吞吞吐吐,没法回答。不过这再清楚不过了,它只能来自家人。
岳母随我走到花园里,在即将衰败的一丛玫瑰前蹲下,摘掉了一片干卷的叶子……
这一天梅子问:“你怎么能叫爸爸妈妈的乳名?”
“我那时有点走神……反正不是故意的。”
就在几天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发现岳父右脚缺一个小趾。我问梅子,她没好气地告诉:那是他在追赶队伍的那个冬天里冻掉的。我听了久久没有做声。
岳父情绪好时,我就请他再讲一讲过去。我问:那个方家老二为什么改成了“吕南老”?
岳母替他答了,说方家老二对自己那个家族恨到了极点,所以参加革命后连姓氏也要改——这在那时是常有的事儿。
我再没吭声。那天我才发现,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原来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可是创造这些历史的人一旦走进今天的生活场景,就变得极度陌生,好像离得遥远又遥远,好像隔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时光的瀚海……这种感觉以前也出现过,比如见到庄周父亲时,也有过这样的感觉。那个人也在一个雷雨之夜背叛了豪门,这有点像吕南老。雷雨之夜、白皑皑的冰雪大山,以及在激烈震荡的环境里活动着的衣衫褴褛、神色稚气而肃穆的年轻人——他们个个豪情万丈,身上的血流像河水一样激扬奔腾……
岳父后来当了副师长。至今见面还要打敬礼的那个老团长,他磕碰的脚跟很容易将人唤回战争年代。只不过在这个客厅里,那举起的右手和尽量挺直的瘦削身躯或多或少有点不谐调。
岳父入伍第一年就成为一支游击队的班长。游击队是从第一支队分出的。这支队伍在东部山区活动了三个年头,是在最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成长壮大的。后来队伍南下,他又成为副团长、某个纵队的政委,诸如此类。岁月如梭,而今,他常常为好久没能回到那片大山而生出长长的叹息。岳母也说:“也该回去看看了。”
话是这样讲,其实他们真要出城已经很难很难了。
3
不过有一次他们真的动身了。那是一个老干部参观团,行走路线早已定好,要一路参观一些企业和古迹。这一次虽然也去了东部平原和山区,却很难有机会把大轿车开进当年洒血淌汗的那些山隙里去。岳父归来时垂头丧气:“就连当年的村子也没好好看一眼,这算什么!”
我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他只是叹气,没有回答。
只要一谈起那片大山,他就表现得一往情深。他可以放下一切话题和手头的事情,不安地抚着胸部,踱到窗前。他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直到疲惫时才重新坐到沙发上。那时他仰靠着,长久地闭着眼睛。他念出的每一个村庄名字我几乎都知道。那里的每一条山脉,每一处地形我都了如指掌。有好多地方他已经忘记了,我却能给他一一复述。这是他渐渐喜欢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俩惟一的共同语言就是谈论那片大山。但这其中存在的异同是:我更多的是从自然地理、从地质学的角度描述的;而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该地发生的一些战斗故事填上去。大概也就是这些缘故吧,当他得知我一心想离开那个研究所时就极力反对,“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他说。“可我觉得国家培养什么人都不容易。”——那时我已瞄上了一家杂志社,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