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的精髓(5)

    当然也有争议。一位名为黄佶的大学副教授认为《资本论》中有八大错误：一、断言商品只有一个属性：劳动产品；二、断言异种劳动之间的换算比例，是和市场无关的常数；三、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过度抽象；四、把对商业资本的分析结果用于产业资本；五、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能够“只贵买不贵卖”的群体；六、忽略劳动条件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七、否认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理由不充分；八、在证明超额剩余价值也由工人创造时，使用了错误的计算公式。

    他的《资本异论》一书提出了《资本论》可能存在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他说，马克思和斯密等人一样，认为商品的生产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资本异论》证明劳动时间不能唯一地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只能决定交换比例所在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趋向于无限大。《资本异论》证明：“互通有无”只是人类进行交换活动的表面动机，其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降低成本）”。

    他谈到，《资本论》论证了资本家的利润完全（100％）来自对雇工的剥削，并据此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异论》指出该论证过程存在严重问题，并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证明：剥削雇工不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唯一方式，资本利润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

    黄佶认为，正确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指出《资本论》存在逻辑错误，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助于打破对马克思的盲目崇拜，使人们能够正确客观地对待马克思及其理论学说，有助于前共产主义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家和学者克服在经济和政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理论障碍。

    对于黄佶提出的马克思《资本论》存在的错误，有人指出，马克思经济学需要的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支撑的理解。常见的几个争论有：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与剩余价值规律在所谓经营亏损的微观情况是错误的；还有例如“马克思认为价值只来源于劳动，因此如果一个人勤俭节约，把省下的价值作为资本用于出租，租金就是剥削的剩余价值很荒谬”种种。究其根本，这些观点只是孤立地看资本运动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以哲学为支撑的从整个社会出发的资本运动过程，也不是以历史角度考察的结果，只是为了颠覆而颠覆的庸俗。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主要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离开这一坚实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厦就会坍塌；牢牢地站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石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前，认真学习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有人认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也是在《资本论》中得到系统阐发和运用的，《资本论》还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无论是唯物史观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

    有学者指出，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并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才能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那种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的看法是肤浅和错误的。在我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首先必须认真学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大胆创新，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关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看来，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