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我和丈夫李锐参加了一个名为“重述神话”的写作项目，并为此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重述白蛇传》。
在“重述”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了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陷入了一种“身份”的绝境：一半是人、一半是蛇的蛇孩儿，为了在人群中掩藏他天性中的蛇性而备受磨难;无论怎样悲伤，却都只会笑不会哭的笑人，命中注定只能被人群判定为白痴;被使命和良心所绞杀的神圣的除妖者，以及无论怎样选择都必将是叛徒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选择放弃“灵异”的身份而自愿做一个凡人的白蛇白娘子。我们强调了她的自愿放弃以及九死不悔，但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当作一个“妖孽”而诛灭的悲剧性命运。
应该说，我们赋予了这个老故事一些新的东西，也颠覆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呢？她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这么丑恶的人间呢？”
我们的小说中有这样那样的追问：对人性、对众生、对悲悯、对善恶，等等。但我们就是没有追问过，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那才是我们整个故事的基石，假如这块石头动摇了，我们的小说也将面临倾斜和坍塌。但我要承认，从此，这个追问，这个大大的问号，如同一只巨鸟的翅膀，在我心里投下了影子。
中国民间的许多传说中，不乏这样的情节：一个仙女，或者一个灵异的妖精，因为羡慕人间，或者是被一个人间的凡俗男人吸引，于是，毅然下凡，并由此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织女和牛郎，比如七仙女和董永，比如白蛇和许仙。她们无论是天神还是妖孽，无一例外，都渴望在尘世间，在茫茫人海中，拥有一个家，一个小小的家园。她们共同的理想朴素而简单，那就是在凡尘里，和爱人、孩子过男耕女织的家庭生活。为此，她们不惜触犯天规、天条，以及人间的律法，放弃她们神灵或妖孽的身份，融入人世间。
毋庸置疑，创造了她们，赋予她们理想的，当然是人自身。所以，与其说那是她们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理想，民间的理想，草根大众的理想。
拥有一个家园，过男耕女织的生活，这理想诞生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肯定、赞美，甚至是诗意化。但是，这强大的信心来自何处呢？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可以寄托人的向往的吗？在千百年来几乎不曾间断的战乱、灾祸、饥荒、苦难的重重笼罩之下，是什么力量让人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现实生活的美好，足以吸引天上的仙女下凡、洞中的妖孽入世？
一个安宁的家和男耕女织的平凡人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使光辉的神仙岁月黯然失色？或许，它并不平凡，它是世世代代的苦难中，人对“此世”的顽强期许、诉求，是人们的心理寄托和希望，是人对自己柔情似水的缠绵安慰。那是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对地上天国做出的描摹。
一个家：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相亲相爱。
二
如此简单，却如此意味深长。
在中国文学中永生的一个家庭，首先应该是《红楼梦》中的贾家：荣国府和宁国府。这是一个贵族之家，在这里，“男耕女织”被置换为“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模式。只不过，作者曹雪芹借男主人公贾宝玉的眼睛，清晰而又开天辟地、无限伤痛地看出了，这个“诗书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的“他乡”本质。
“家”以及它所代表、所象征的一切，比如秩序，比如伦理，比如功名，比如富贵，不再是一个归宿、一个理想。它们只是肉身，只是皮囊的寄居地和驿站;而灵魂，终究会化成一缕轻烟，归于无迹，不知所往。生命悲情由此而生。中国主流文学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就这样被伟大的曹雪芹引入了小说。于是，我们看到，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灿如春花的生命，洁白的青春，珍贵鲜活的少女之美，心心相印的爱情，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被称为“家”的大观园里，凋零、毁灭。这里，“家”不再是一个理想、一个寄托，而是一个终结、一声叹惋，“忽喇喇如大廈倾”，还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