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刘敬传》：敬言公刘避桀居豳，《吴越春秋·吴大伯传》同，《史记·匈奴列传》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虽不言何时，然下文云“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则亦以为在夏末也。韦《注》《国语》，谓不窋当大康时；郑氏《诗谱》，以公刘当大康时；缪矣。77此盖由误解后稷卒之后稷为弃之故。《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亦同此误。姞为后稷元妃，见《左氏》宣公三年，《史记·郑世家》同。谯周谓“《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亦见《索隐》。其说是矣。商自汤至纣三十王，不窋在夏末，至文王十五世，由商兄弟相及，而周父子相继也。其年代实略相当，可见系世之传不尽诬也。
周之兴，盖自公刘始，《诗·公刘》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追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案《史记》言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尚未居豳，《刘敬》及《匈奴列传》皆言公刘居豳者，乃约略之辞，毛《传》盖亦如此。诸侯从者十八国《疏》云：“不知出何书”，疑即《史记》所谓“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者，诸侯，谓邑落君长也。邰旧说谓今陕西武功县，豳为今豳县，岐为今岐山县，钱穆《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左氏》昭公九年，言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也。《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水经注》：山西去介山五十里。介山，在今山西万泉县东。汉武帝尝用事介山。见本纪。《封禅书》：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后汉立后土祠于汾阴雎上。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周书·度邑》：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大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予案虞、夏之间，吾族以避水患，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说已见前。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庆节而后，贤君当推高圉、亚圉，故《鲁语》谓高圉、大王能帅稷而《左氏》昭公十七年载王命卫侯之辞，亦曰“余敢忘高圉、亚圉”也。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事盖与公刘同。以农耕之族，介居戎狄之间，而迄未为其所同化，亦可谓难矣。
第六节 殷周兴亡上
《史记·周本纪》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大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括地志》云：古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案《诗·大雅·大明》曰：“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笺》曰“莘国之长女大姒，则配文王”，乃周昏姻之国也。唐河西，今陕西朝邑县。骊戎之文马，《正义》：“《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案今陕西临潼县新丰镇。有熊九驷，《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案今河南郑县。此释恐未确。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集解》：“《地理志》：虞在河东大阳县。芮在冯翊临晋县。”案大阳，今山西平陆县。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集解》：“应劭曰：密须氏，姞姓之国。瓒曰：安定阴密县是。”案今甘肃灵台县。钱穆《西周地理考》曰：《国语》：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其地当在泾水下流。明年，败耆国。《集解》：“徐广曰：一作。”案《殷本纪》作饥，《集解》引徐广曰：“饥一作，又作耆”，《宋微子世家》作。《集解》引徐广曰：“音耆。今《尚书》作黎。《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案唐黎城，今山西黎城县。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集解》：“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案今河南沁阳县。明年，伐崇侯虎。《正义》：“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而作丰邑，《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鄂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大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九年而崩，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大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大王兴。”案《孟子》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离娄下篇》。《周书·大匡解》曰：“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大开武解》曰：“天降寤于程。”程即郢，是文王又尝居于郢也。《诗·大雅·皇矣》之篇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78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毛《传》以侵阮徂共为“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文义似顺。然释“以按徂旅”之旅为地名。《疏》曰：“盖自共复往侵旅。”又以侵自阮疆为密人侵周，则殊为不辞。郑《笺》以阮、徂、共为三国名，释以按徂旅为却止徂国之兵众，侵自阮疆为往侵阮国之疆，实于义为协。《疏》谓《鲁诗》之说如此。盖郑君初治《韩诗》，《韩》《鲁》说同。汉初经师，皆自有传授，不专恃简策，未可以阮、徂、共为三国不见古书而疑之也。《疏》引皇甫谧，亦有侵阮、徂、共而伐密须之说。谧虽好附会，然此言不能凭空造作；况谧非佞郑者，其学术多同王肃，而肃则申毛难郑者也。故知谧此言必有所据。其所据，或即三家遗说也。钱穆《西周地理考》云：《左氏》文公四年（前623），晋侯伐秦，围邧新城，《史记·魏世家》：文侯十六年（前623），伐秦，筑临晋、元里。元里即邧，亦即阮，地当近临晋。共，即齐王建入秦所处也。《笺》云：“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文王见侵阮而兵不见敌，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迁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谋居善原广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侧，为万国之所乡，作下民之君。后竟徙都于丰。”《疏》曰：“大王初迁，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阳。《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盖谓此也。”案《疏》以文王所居之岐阳，非即大王之所迁是也。至谓其地即程则非。伐密须为文王受命后事，而《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盖即《论语》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大伯篇》。《左氏》所谓“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者”，襄公三十一年。七年五伐，《诗·大雅·文王序疏》引《书传》，谓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与《史记》异，盖当以《史记》为是。犬戎、密须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党，邘在野王，则所以图崇。崇盖纣党最大者，故最后伐之。用兵先后，次序井然，不得如《书传》所云。殷、周《本纪》，多据《书传》，此事亦不得有异同，盖《书传》本同《史记》，后乃倒乱失次也。羑里之囚，郑注《书序》，以为在三伐之后，伐耆之前。《疏》据《殷传》，“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大传》“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之文，曲为之说。殊不知《书传》此文，乃以献宝伐耆，为文王大事而偏举之，非谓其事必相衔接。以情理论之，文王既三伐皆胜，安能复为纣所囚？故不如襄三十一年《左疏》之说，以被囚在虞、芮质狱之前为当也。《韩非·难二》：“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似亦谓文王被囚，在三伐之后，然此乃约略之辞，且误谓克丰在前，更不足据矣。而郑注纬候，以文王称王在受命六年后，见《文王序疏》。更无当矣。夫知被囚在受命之前，则知《程典》必不能作于伐密须之岁。《周书·史记》曰：“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匮，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毕程盖古国，文王灭之而居其地，其事尚在作《大匡》之前。至于《皇矣》之诗，所谓居岐之阳者，则即《史记》所谓“自岐下而徙居丰”之岐下；其地亦名鲜原，《周书·和寤解》所谓“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者也。文王虽作丰邑，而卒于郢，葬于毕；武王图商，仍在鲜原；盖丰为新都，营建初就，尚未定居故耳。《吕览·具备》：“武王尝穷于毕程矣。”则武王亦尝居郢。《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唐万年，今陕西长安县。郑《笺·皇矣》，初不据《史记》，而其说密合如此，则以其原本《鲁诗》，而《史记》亦据诗人之言故也。亦可见汉初经师之学，自有真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