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雀群（六、木头匣子）(5)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床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性，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从小到大，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至于说到“教养问题”，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有点文化的男子——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

    这时候，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脸色有点苍白。神色显得有点疲惫。显然，在我离开大屋以后，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神秘电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好了好了，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请注意，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顾卓群同志”，而不是“顾校长”。)韩起科一声令下，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站起，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立即向门外走去。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嚓、嚓、嚓、嚓……”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色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女孩，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忍不住回过头来，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