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自农业兴盛后，即不视为要务。田猎之所以不废，一藉以讲武；二习俗相沿，以田猎所得之物为敬；三则为田除害也。《公羊》桓公四年《解诂》曰：“已有三牺，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述田猎之意最备。
《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桓公四年《公羊》、《榖梁》皆同。《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春秋》之法，不以夏田。《公羊》桓公四年：“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解诂》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为飞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于幼稚，故于苑囿中取之。”案《榖梁》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左氏》曰：“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周官》《尔雅》皆同。盖农耕之世，田猎之地渐狭，故不得不为是限制也。《左氏》襄公三十年，“丰卷将祭，请田焉，勿许，曰：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则祭祀亦不能皆用自然之牲矣。《月令》孟夏，驱兽毋害五谷。《周官》有兽人、掌罟田兽。射鸟氏、掌射鸟。罗氏、掌罗乌鸟。冥氏、掌攻猛兽。穴氏、掌攻蛰兽。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庭氏掌攻国中之夭鸟。诸官，盖亦以为田除害。其迹人、川衡、泽虞之官，则所以管理渔猎者也。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则以为大。固由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而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梁惠王下》。然文王所以能有七十里之囿，与民同之者，亦以其时旷土尚多，山泽之利未尽也。春秋、战国时，列国之君，犹皆有苑囿，如《左氏》僖公三十三年言郑有原圃，秦有具囿是也。观《公羊》夏不田取诸苑囿之说，则田猎限于苑囿，其初已为美谈，而后世更以弛苑囿与民为德政，可以觇生业之变迁矣。
动物之用有四：肉可食，一也。皮、革、齿、牙、骨、角、毛、羽，可为器物，二也。牛马可助耕耘，又可引重致远；鹰犬可助田猎；三也。以共玩弄，四也。此畜牧之业所由起也。《周官》大宰九职，四日薮牧，养蕃鸟兽；载师以牧田任远郊之地；皆官以畜牧为事者。角人，掌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羽人，掌征羽翮于山泽之农；则取之于民，官不自为畜善矣。牧人、掌牧六牲。六牲谓马、牛、羊、豕、犬、鸡。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鸡人、掌共鸡牲。羊人掌羊牲。皆以共祭祀、宾客之用。羊人之职云：“若牧人无牲，则受布于司马，使其贾买牲而共之”，则虽祭祀宾客之用，官亦不能尽具，可见牧业之微。200官家所最重者为马政。有校人以掌王马之政，巫马、牧师、廋人、圉师、圉人属焉。民间之牛马，则由县师简阅。盖以有关戎事，兼助交通故也。民间畜养，牛马而外，犬豕与鸡为多。201《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记》言“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曲礼》。《管子》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山权数》。案动物之与人亲，最早者为犬，犬可助田猎，故古男子多畜犬。而彘最弱，须防卫。于文，家从宀从豕，或说为豭省声，非也。且从豭与从豕何异？盖家之设本所以养豕，后乃变为人之居。女子居处有定，畜彘古殆女子之事也。《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其爱惜物力之意，亦与田猎之法同。
鱼在古昔，盖亦为女子之事，202故“教成之祭牲用鱼”。《礼记·祭义》。陈乞谓诸大夫亦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也。《公羊》哀公六年。古人重武事，猎可讲武，而渔则否，故《春秋》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臧哀伯谏，谓“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见《左氏》。司其事者：《月令》季夏，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周官》有人，掌以时为梁；鳖人，掌取互物；掌蜃，掌敛互物、蜃物；盖官自取其物。《月令》孟冬，乃令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周官》人，凡征入于王府；则取之于民者也。渔业盖以缘海为盛。故《史记》言大公封于齐，通鱼盐；《货殖列传》。《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述陈氏厚施，谓“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也。其川泽之地，则《孟子》言数罟不入污池，《王制》言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其规制亦颇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