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之初兴也，实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也，219何则？天灾人祸之来，通全局计之，曾不足为人患；就一部落、一氏族言之，则有一蹶而不能复振者矣。庚财、乞籴，非可常恃，故必有商人焉，以己之所饶，易之于外。郑桓公之迁国，实与商人俱；《左氏》昭公十六年。卫为狄灭，文公通商；闵公二年。晋文公之返国，亦轻关、易道、通商；《国语·晋语》。即以当转徙破坏之余，必不可无之物，或有所阙，不得不藉商贾以求之也。斯时之贸易，皆行于部族与部族之间，商人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冒盗贼劫略之险，以为公众谋，而己不与其利，谓为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信不诬矣。然此乃为公产之部族言之，至私产之制兴，贸易行于部族之中，商贾各自为谋，而其情势一变。
《管子》曰：220“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当作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七臣七主》。又曰：“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所以高下之时也。此民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山国轨》。案《轻重乙》曰：“岁有四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百。”所谓岁有四秋者，谓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履作为冬之秋也。计然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则三十至八十，实为谷之恒价。而李悝《尽地力之教》，言农民生计，谷石皆以三十计，《汉书·食货志》。则自三十以上，利皆人于商人，农民所得，仅其最下之价矣。《管子·揆度》曰：“今天下起兵加我，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仇。贾人受而之。师罢，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于贾人。”然则不论天时人事之变动，贾人皆乘之以获利，而凡民则举受其弊也。夫有无之相剂，一以其时，一以其地。以其时者，《王制》耕九余三之法是也。以其地者，若《管子》言：“亩钟之国，粟十钟而辎金，山诸侯之国，粟五釜而辎金。”《轻重乙》。以其所饶，易其所乏，则地虽异而用各足是也。各地方之丰歉，不必同时，苟能互相调剂，则虽微积贮，而与有积贮者无异；而窖藏不用，同于废弃之物，咸可用为资本矣。故通商实两利之道，而通全局计之，则为利尤溥也。然利皆人于商人，则不蒙其利者，仍与受天灾人祸无异，或且加酷焉。是犹举公众之积，以奉一二人，而使大众流为饿俘也。此管、商等所以有抑商之论也。非偏也，商人固剥削兼并之流，而凡民则为所剥削兼并者也。
当时在一区域之中，商人所恃以牟利者，盖以谷及日用所资之物为主，如上文所言是也。其贩运于列国之间者，则为各地方所特有之物。221《史记·货殖列传》曰：“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惟如是，故与外国接境之处，商利遂无不饶。《货殖列传》言：栎邑北却戎狄，多大贾；
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杨平、杨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上谷至辽东，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是其事也。《传》又言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珠、玑、玳瑁固汉后与西南洋通所致之物，果亦南方所饶，布疑即木棉所织也，然则海道之通商，亦自先秦时已然矣。222《货殖传》虽大史公所作，然实多取先秦成说，非述当时事也。凡史籍所著，大抵较述作之时为早，正不独《史记》为然。
此等商贾，所贩运者，率皆珍贵之品，非平民之所资，故其人恒与王公贵人为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货殖列传》。正犹蒙古朝廷，乐与西域商人交接矣。当时王公大人用与商人交易者何物乎？予疑其为粟帛，223《管子·山权数》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轻重丁》言：“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有封地征敛于民者，粟帛固其所饶也。“嬖宠被缔络，雁鹜含余秣”，亦见《轻重丁》。言城阳大夫如是。固不如以易珍奇玩好，而商人得此，则可豪夺吾民矣。夫商贾既日与王公贵人为缘，则其地望宜日尊显，顾当时视为贱业者？则以坐列贩卖，率使贱者为之故也。汉人乐府曰：“孤儿生，孤儿遇生，命当独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子渊《僮约》曰：“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访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儋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儋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虽风谣之辞，游戏之文，不为典要，然终必以事实为据，不过或溢其分耳。汉世如此，先秦可知。《货殖传》言：“齐俗贱奴虏，刁间独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恶也，惟刁间收取，使逐渔盐商贾之利”，则当时货殖之家，度亦不过发踪指示，未必身居阛阓之间。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然商人多周历四方，熟知民之情伪；又其事本须心计；故其人率有才智，遂能上游媚王公贵人，以出其利，而下以剥削人民矣。商字之义，本为计度之辞。224《汉书·食货志》言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幸于上是也。《白虎通义》曰：“商之为言章也。”言能计度利害，使之章著也，弦高能却秦师，即商人多智之一证。《吕览·上农》曰：“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法家所以重农贱商者，此亦其一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