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要略》谓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观《墨子》书，《修身》《亲士》《当染》，纯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诗》《书》之文，则《淮南》之说是也。儒与墨，盖当时失职之贵族。性好文者则为儒，性好武者则为侠，自成气类，孔、墨就而施教焉，非孔、墨身所结合之徒党也。儒之义为柔，若曾子之兢兢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盖其本来面目。孔子之道，则不尽于是。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书》《礼》《乐》本大学之旧科，《易》《春秋》则孔门之大道也。“《易》本隐以至显，《春秋》推见至隐。”盖一以明道，一就行事示人之措施，何如斯谓之合于道，二书实相表里也。邃古社会，荡平无党类，孔子谓之大同。封建之世，虽已有君民等级之不同，然大同之世，社会之成规，尚多沿袭未废，是为孔子所谓小康。春秋以后，则入于乱世矣。《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盖欲逆挽世运，复于大同。今儒家所传多小康之义，称颂封建初期之治法，后人拘泥之，或且致弊，然此乃传其道者不克负荷，不能归咎于孔子也。儒家治民，最重教化，此为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其处己之道，最高者为中庸。待人之道，最高者为絜矩。中庸者，随时随地，审处而求其至当。絜矩者，就所接之人，我所愿于彼者，即彼之所愿于我，而当以是先施之。其说简而赔，为人人所能明，所易守，无怪其能范围人心数千年之久也。孔门龙象，厥惟孟荀。孟子言性善，辨义利，阐知言养气之功，申民贵君轻之义，又重制民之产，有功于儒学极大。荀子晚出，持论少近刻覈，然其隆礼、明分之论，亦极精辟也。
儒家有通三统之论，已见第十四章第一节。而阴阳家有五德终始之说，其意亦犹是也。阴阳家以邹衍为大师，《史记·孟旬列传》载其说甚怪迂，然其意，亦欲本所已知，推所未知而已。《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言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则五德终始之说，犹儒家之通三统，谓有五种治法，当以时更易耳。《史记》曰：“奭也文具难施。”而《汉志》有《邹奭子》十二篇，则已拟有实行之法。果难施与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汉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为尽其能事也。《大史公自序》述其父谈之论，谓阴阳家言，“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阴阳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尽于是也。
以上诸家，辜较言之，可云农家之所愿望者，为神农以前之世。道家之所称诵者，为黄帝时之说。墨家所欲行者为夏道。儒家与阴阳家，则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损益之。切于东周事势者，实惟法家。秦人之兼并六国，原因虽不一端，法家之功，要不可没也。东周时之要务有二：一为富国强兵，一为裁抑贵族。前者为法家言，后者为术家言，说见《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家宗旨，在“法目然”，故戒释法而任情。揆其意，固不主于宽纵，亦不容失之严酷。然专欲富国强兵，终不免以人为殉。《韩非子·备内篇》云：“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情见乎辞矣。在列国相争，急求一统之时，可以暂用，治平一统之时而犹用之，则恋蘧庐而不舍矣。秦之速亡，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后此之法学，则名为法，实乃术家言耳。
名家之学出于墨。已见上节。《汉志》推论，谓其出于礼官，盖礼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差别之由，是为名家之学，督责之术，必求名实之相符，故名法二家，关系殊密也。顾名家之学，如臧三耳等，转若与恒情相违者？则恒情但见其浅，深求之，其说固不得不如是；抑同异本亦相待，深求其异，或将反见为同，此惠施所以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之论。见《庄子·天下篇》。又疑此亦由其学原出墨家，故仍不离忠爱之旨也。名家之学，深奥难明，欲知其详者，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下篇第六章似可参看。世界书局本。
纵横家者流，《汉志》云出于行人之官，其学亦自古有之，而大盛于战国之世。古之使者，“受命不受辞”，故行人之辞令特重，至战国时，列国之间纵横捭阖益甚，而其术亦愈工也。纵横家之书，存者惟一《战国策》。参看第二章。其书述策士行事，多类平话，殊不足信。其精义，存于《韩非子》之《说难篇》。扼要言之，则曰：视所说者为何如人，然后以吾说当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