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府城里干旱的雨季特别明显地体现在道台大人巷的阴潮上。宽平的街面，完全用棕褐色的卵石铺砌。斑驳的粉墙退让得很远。还有一排高瘦的乌黑的德国冬青，贴着墙，消消停停地临着低矮的街。每天两次，商校的学生排着队从这儿走过。不许说话。不许抬头。冬天也不许戴帽子。一律穿着黑制服，熨烫得不见一丝皱纹的小立领，紧扣住那些白皙的脖颈。商校是州府城里最富名望的一所学校。收的全是商界子弟。收费极高。一个学生一年的花销，就尽够用来在任何一个县城里开一家独间门面的小杂货铺或烟纸店的了。虽然是子弟学校，管束却极严酷。每年都有那些爹妈的“宝贝疙瘩”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地退学。校方很高兴。受不了，就趁早卷铺盖。他们实行“严酷”，要的就是这种自然淘汰。校方认为，中国未来的商战必定是残酷的。没有强壮的体魄。坚毅的精神、时刻思进的原欲和肯吃苦、会吃苦的训练，什么都谈不上。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冬天，学生宿舍也不让生火。只许学生盖学校发给的一条薄薄的棉被和一条灰色的粗毛毯。自己收拾寝室。轮流洗刷便桶。每年年底都要打发他们去城里各大商号站柜台。要经受领班当众的呵斥，故意的羞辱。人校的头一年，从周一到周五，一日三餐，都只吃些煮得半生不熟的发芽豆和大麦饭。周六每人发一块腌鱼或威肉，校方还希望他们能俭省地留到下一周去吃。学校里有一个能跟校外任何一家上等餐馆媲美的“膳食部”。但是它只供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用餐。即便是高年级学生，要取得进“膳食部”用餐的资格，还得事先通过一项专业考核——双手打算盘。限时限刻，左右开弓，把三百张汇票加减乘除到一块儿。低年级学生也能申请参加这种考核。他们跟高年级学生不同的是，必须每月考一次。假如每次都能合格，那么期末便给予张榜表彰，由校方在膳食部专为这样的低年级学生开一桌。届时，还要请他们的家长，请当地的商会会长作陪。由校长给家长和商会会长敬酒。校方还会雇了军乐队和黄包车，吹吹打打地拉着家长和商会会长在城里正街上周游。全城的人都会出来叫好。其隆重和盛大，绝不亚于当年乡试发榜和正月十五的花灯会。当然，要每月都通过这样的考核，每天差不多都得花两三个小时在算盘上。别的功课还得保持优良。这就得晚睡。陪伴他们的是更加的单调、枯燥，更加地手眼心三位一体，更加地咬紧牙关。六根清静。
于是就有“宝贝疙瘩”退学。
宋振和却很喜欢这样的严酷了。他知道，只要取得商校毕业生的资格，他就会被州府城里最大的商号、银楼、会馆、珠宝古玩店、布匹绸缎庄、股份有限公司或新起的交易所，新进的株式会社和欧罗巴洋行争相聘用。不仅仅是如此。他太喜欢这种有目的的训练了。太喜欢这种明确的进取了。太喜欢这种群体生活。他很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十分清楚，像他这样一个乡村穷教书匠的儿子能进商校，在商校的历史上，前无先例；后，恐怕也不会再有来者。舍其谁与耶？！
他知道，全校的富家子弟无一不在背后嘲笑他这个由“女相公”养起的‘小老公“，骂他是”悟脚佬倌’！什么叫“悟脚佬馆”？那意思是说，你实际的生存效应，只在于冬天替那有钱的大年岁的心里无比清寂的妻子，在被窝里暖暖脚跟而已。当面相遇，他们也总是好奇地不无诧异地打量他两眼。有一回，几个高年级学生在校外西公园东墙根一条僻静的猫尾巴巷里把他截住。
“喂，你这丑小子，你怎么挑逗你那位女相公的？怎么搞得她肯替你掏这份钱的？喂，你让她尝到什么甜头了？丑小子，不想教教我们？商界的这碗饭，你觉得什么人都能吃的吗？丑小子，开口呀！”
他们向他脸上吐唾沫。
他们一起蜂拥上前，使劲扭他胳膊，用力地掰他那双令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感到神奇的双手——他进商校的第二个月就能通过那珠算考核，而且每月不用费太大的劲儿，就能保持这个成绩。他们不知道，在苏家中药店当学徒时，他已经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了。
他对他们惟一的回答是把嘴闹得更紧。他不想跟他们打起来。只要有一次打架的记录，商校就会开除。对于那些“宝贝疙瘩”们，上半年被开除，下半年他们还可以由爹妈掏钱塞进这所培养商界巨子的学校。他却只有这一次机会。他不能让“女相公”失望。为了这一切的一切，他必须忍受。他必须把屈辱和着眼泪一起咽下。他必须等他们走后，等西公园上空的乌云完全笼罩了傍晚的静庐，东墙根的这条无路可出的死巷完全被淫雨濡湿，公园里的树皮桩长出第三层青苔的时候，他才允许自己号陶痛哭一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腰挺得更直，让自己更加消瘦、发黑，并且在成绩册里得到更多的“优”和“超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