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月4日
新年的时候，爸爸（Papa）本书中莉齐称其父达尔文为Papa。编者给了我这个本子，要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执行记账的职责。我得把自己的开支（少得可怜）记录成列，并不断从总额中扣除，直到账单神奇地归零，他才又给我补给每月的零用钱。不过这个小本子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一个秘密的用途。我将用它来记日记，把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最最私人的所
思所想和观察记下来。求上帝保佑它不要落入其他人的手里，因为这会让人很难堪的。
因为我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想法，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亲爱的妈妈她从来不会说人家坏话，还有艾蒂她虽然比我大4岁，但在我看来，却并不比我聪明4岁。我将把这些私人日记藏在账簿的后面，不让人发现。我想的是，它会呆在我的书桌最底下。除我之外，任何人也看不到。爸爸说，欺骗是大自然的艺术，我们可以向它学习。
自从爸爸出名后，到唐豪斯来的客人可真是多如水流。很多人都来自很远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都是些知名人物现代思想家和拥有各种希奇古怪的标本专有权的形形色色的科学家，而且还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求之若渴的休闲机会。
有客人来的早上，每个人都急切地行动起来，以求把自己最好的模样展现出来。我们像是一支调遣去克里木半岛的军队。妈妈沉着地进行组织分工。戴维斯太太急急忙忙地吆喝着把锅搬到各处的火炉上。加了香料的羊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弥漫着整间房子，一直到仆人住的房间。帕斯洛在配制室里配好了酒。园艺工康福特套好马，驾着四轮马车到奥尔平顿去接客人（很可能不止一个客人）。
因为我18岁了，所以被强迫穿上一件硬衬布的裙子，系带太紧了（腰围24英寸，一寸不多），真让人受罪。我觉得几乎不能动弹或是呼吸想想我多喜欢无拘无束，在田野里乱跑，或者藏在树林和土坑里玩。艾蒂可以不穿紧身胸衣，因为她体质太弱。
总之，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只有爸爸例外，躺在床上，因为一想到有什么他必须露面的社交活动，他的胃往往就会犯病。
这种忙乱的景象给人的印象是，达尔文一家人都很正常和安足至少在下午的时候是这样。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当然如此。不过有的时候，在快乐和有礼有节的表面下，我发觉有种怪异的东西。毛病到底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与我们一起坐在丰盛的餐桌上的客人，如果他观察力敏锐，他会注意到我们有些强颜欢笑。如果他有我们某些现代小说家的那种睿智正如我们在穆迪的流动图书馆中的加特斯克尔太太或特罗洛普身上看到的那样，他可能会察觉出其中的缘由来。我们并不像我们展示给外人看的那种样子。实际上，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努力表现得好客和快乐，只是在演戏而已。
1865年1月6日
像往常一样，爸爸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中心。我觉得《物种起源》发表的6年来，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他在书房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回想起来让我感觉是如此的温馨。那时候，他常常沉浸在对黑雁之类东西的研究中。他坐在轮椅里志得意满地转来转去，还经常到大厅的罐子里取一撮黑鼻烟。当我们小孩子突然冒出来问他要一把尺子、一枚别针时，他会好奇地抬起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打扰而生气。而现在，他一躲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像他根本不想和我们在一起。不管我怎么想，我也猜不透他为什么脾气变得这么糟糕。
3天前，为找一块橡皮膏，我无意中打开房门，看到他坐在黑皮的马鬃椅上，阴郁地沉思着什么。我开口一说话，把他吓得跟小鹿似的。他站起身，责问我为什么偷偷溜进来打扰他，让他得不到一刻安宁。他那样一个劲地大喊大叫，我把门关上了，整个大厅还能听见，惹得正在给霍勒斯上德语课的卡米拉站到楼梯上边，一脸关切地朝下张望。
前不久，他叫帕斯洛在窗扉上安了一面小圆镜。这样，只要选一个恰当的角度坐在椅子里，他就能看到前门的门廊。他告诉我们说这样能方便他看见邮差，但我对那种解释表示怀疑。我认为他这样是为了瞧见来访者而又不被人家发现。因此如果说他不在家，就能装得更像。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单是为了避免打扰的问题，而是有某种更深的、让他的内心不得安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