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节(2)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 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 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 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 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 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 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 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 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 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 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 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 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 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 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 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 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 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 “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 罢？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１４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