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达尔文，我来到蓝山写作中心，在那里住了十天后，当我乘火车返回悉尼时，刚出站台，就在宽敞的候车大厅遇见了一对大打出手的土著夫妻。女的又矮又胖，男的高而瘦削。女的又哭又叫着，疯了似的一次次地扑到男人身上，用她健硕的胳膊去打那个酒气熏天的男人。他们没有一件行李，女的空着手，男的只提着一个肮脏的塑料袋，里面盛着一团软软的豆腐渣似的东西。他不躲闪，也不反抗，任女的发泄。很快，他们周围聚集了一些白人围观者，他们的脸上呈现的大都是遗憾的神色。车站的警察也来了。他们拉开了土著女人，而那个男人，已经被打得唇角出血，他蜷缩在一根柱子前，哀哀地垂着头。围观者渐渐散去，而我由于等待没有准时赶来的出版商，得以有机会一直观察他们的动向。女的坐在男的对面的一根柱子前，哭泣着，大声抱怨着什么。她并没有具体的倾诉对象，警察和匆匆而过朝她瞥上一眼的过路人的表情都是漠然的，可她却说得那么地凄切、动情。她的诉说就好像是为站台上不时传来的火车的鸣笛声融入一种和弦似的。男人最后站了起来，他走到女人面前，递过那个塑料袋，对她说，吃一点吧。我这才明白那里面的东西是食物。女的跳起来推开他，让他走开！可男人很有耐性，又一次次地靠近她，满怀怜爱地把那个塑料袋递到她面前。这幕情景把我深深地震撼了，我只觉得一阵阵地心痛！我想如果土著人生活在他们的部落中，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他们也许就不会遭遇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突！
带着一股怅然的情绪，我离开了澳洲，来到了古老的爱尔兰。2000年秋天，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那里。我们只待了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海滨的乔伊斯纪念馆和在皇家剧院观看的王尔德的著名话剧《莎乐美》，感觉爱尔兰是一个充满了优雅之气和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国家。然而此番再去，我感觉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住在都柏林一条繁华的酒吧街上，每至深夜，酒吧营业到高潮的时候，砌着青石方砖的街道上，就有众多的人从酒吧中络绎而出，他们无所顾忌地叫喊、歌唱、拥吻，直至凌晨。我几乎每个夜晚都会被扰醒。站在三楼的窗前，看着昏暗的路灯下纵情声色的男女，我的眼前老是闪现出悉尼火车站候车厅里，那对土著夫妻发生冲突的一幕幕情景。我觉得那幕情景和眼前的情景是那么地相似——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
归国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土著的落日》，其中的一段话表达了我内心的感触：
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为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当我在达尔文的街头俯下身来观看土著人在画布上描画他们崇拜的鱼、蛇、蜥蜴和大河的时候，看着那已失去灵动感的画笔蘸着油彩熟练却是空洞地游走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了一团猩红滴血的落日，正沉沦在苍茫而繁华的海面上！我们总是在撕裂一个鲜活生命的同时，又扮出慈善家的样子，哀其不幸！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为着衣食而表演和展览曾被我们戕害的艺术；我们剖开了他们的心，却还要说这心不够温暖，满是糟粕。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嘛！
我觉得是去看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现状的时候了。在哈尔滨休息了半个月后，在呼伦贝尔市政府的协助下，我在8月份来到了内蒙古。我的第一站是海拉尔，事先通过韩少功的联系，在那里得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鄂温克著名小说家乌热尔图。他淡出文坛，在偏远一隅，做着文化史学的研究，孤寂而祥和。我同他谈了一些我的想法，他鼓励我下去多看一看。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驱车去了满洲里、达赉湖，然后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根河市。
我的预感是准确的。在根河的城郊，定居点那些崭新的白墙红顶的房子，多半已经空着。那一排排用砖红色铁丝网拦起的鹿圈，看不到一只驯鹿，只有一群懒散的山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逛来逛去。根河市委的领导介绍说，驯鹿下山圈养的失败和老一辈人对新生活的不适应，造成了猎民一批批的回归。据说驯鹿被关进鹿圈后，对喂给它们的食物不闻不碰，只几天的时间，驯鹿接二连三地病倒了。猎民急了，他们把驯鹿从鹿圈中解救出来，不顾乡里干部的劝阻，又回到山林中。我追踪他们的足迹，连续两天来到猎民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鄂温克猎民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歌手，他们能即兴歌唱。那歌声听上去是沉郁而苍凉的，如呜咽而雄浑的流水。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住在夜晚时能看见星星的希楞柱里，他们说住在山下的房子里，觉都睡不踏实。而年轻的一代，还是向往山外便利的生活。他们对我说，不想一辈子尾随着驯鹿待在沉寂的山里。鄂温克人不善掩饰，他们喜怒形于色。有一次我提了一个他们忌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老女人立刻板起脸，指着我大声说：建建是个坏蛋！（在那两天，他们都叫我建建。）而当我与那个老女人聊得投机时，她依然是亲切地叫我一声“建建”，然后捏出一撮口烟，塞进我的牙床里。当我被辛辣的烟味呛得跳了起来的时候，老女人就发出快意的笑声，说：建建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