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无比珍贵的两天时间中，我在鄂温克营地喝着他们煮的驯鹿奶茶，看那些觅食归来的驯鹿悠闲地卧在笼着烟的林地上，心也跟着那丝丝缕缕升起的淡蓝色烟霭一样，变得迷茫起来。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如今驯鹿可食的苔藓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即使回到山林了，但搬迁频繁。他们和驯鹿最终会往何处去呢？
回到根河，我听说画家柳芭的母亲因腰伤而从猎民点下山来，住进了医院，我便赶到医院探望她。我不敢对躺在病床上的虚弱的她过多地提起柳芭，只想静静地看看养育了一位优秀画家的母亲。当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用手蒙住眼睛，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柳芭太爱画画了，她那天去河边，还带了一瓶水，她没想着去死啊。
是啊，柳芭可能并没想到要去死，可她确实是随着水流消逝了，连同她热爱着的那些绚丽的油彩。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了在悉尼火车站看到的土著男人一次次地把食物送到妻子面前的情景，这些少数民族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令我无比动情，以至于在朝医院外走去的时候，我的眼睛悄悄蒙上了泪水。
我觉得找到了这部长篇的种子。这是一粒沉甸甸的、饱满的种子。我从小就拥有的那片辽阔而苍茫的林地就是它的温床，我相信一定能让它发芽和成长的。
回到哈尔滨后，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到了年底，创作的激情已经闪现，我确定了书的标题——《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且写下了上部的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一个我满意的苍凉自述的开头。不过，确定了叙述方式和创作基调后，我并没有接着进行下去，因为春节的脚步近了，我想把它带回故乡，过完年以后再写。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部一气呵成的作品，它还该是一部有地气烘托着的作品，那么春节后在故乡用完整的时间营造它是最理想的了。
除夕爆竹幽微的香味还没有散尽，正月初三的那一天，我便开始了长篇的写作。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一带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太阳一升起来，就会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书桌前，晃得人睁不开眼。如果拉上窗帘的话，就等于与壮美的风景隔绝了。于是我把厨房的方桌搬来，放置在书房进门的地方。这样我倚着北墙，中间隔着几米可以削弱阳光强度的空间，仍然能在写作疲劳时，抬眼即可望见山峦的形影。
方桌上摆着一盆我爱人生前最喜欢的花，它纷披的嫩绿叶片常常在我落座的一瞬或是拿茶杯的时候，温柔地触着了我的脸或手。写作是顺畅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我每天早晨八点多起床，早饭后，打扫过房间，就开始工作。到了中午，简单吃点东西后睡个午觉，起来后接着工作。到了傍晚，我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一路欢快地奔到住在姐姐家的妈妈那里，饱餐一顿。她每天都会为一家人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她说我写长篇费脑子，所以总想在饮食上给我补足了。对着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我总要喝上几杯红酒。家人怕我晚上回去后又要接着写作，总是以菜好为借口，鼓励我多喝几杯，想让我醉醺醺地回去后，只有一个睡的心思。但我从不上当。我每天晚上还要写两个小时呢。我弟弟知道我喜欢吃鱼，便与打鱼人联络好了，只要捕到了新鲜鱼，就打电话给他，唤他来取。温暖的亲情和可口的饮食，对我来说就是催生种子发芽的雨露和清风。
写累了的时候，我常趴在南窗前看山峦。冬天的时候，山下几乎没有行人。有的只是雪、单调的树和盘旋着的乌鸦。有的时候，我会在相对和暖的黄昏去雪地上散步。我满眼所见的苍茫景色与我正写着的作品的气息是那么地相符。
3月底，快完成中卷的时候，我回到了哈尔滨。一出站台，面对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情景，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地孤单和哀愁，看来小说所弥漫的那股自然而浪漫的气息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深入到我心灵中了。我在哈尔滨待了三天，马上又返回故乡。我觉得这部长篇只有面对着山峦完成，才是完美的。
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创作中的一道阳光，离开它，我的心都是灰暗的。
我很快又从那连绵起伏的山峦中获得了信心和灵感，回到创作中。
在小说将要完稿的时候，我爱人三周年的忌日到了。我没有去他的坟前，因为从他离开的那天开始，一座年轻的坟就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头。那天晚上，姐姐、弟弟和姐夫陪着我来到十字路口，我们遥遥地静穆地祭奠着他。被焚烧的纸钱在暗夜中发出跳跃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颤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