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城启程集合的那天，高澎在一大帮人里发现了我，惊喜万分，拽过我大声吆喝道：“死丫头，是你啊，还记得我不？”
我当然也认出了他，嘻嘻笑道：“高老师……”
“不要叫我老师，我有犯罪感。”高澎眯着眼看着我，呵呵地笑。他的样子不难看，皮肤有点黑，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长年都在室外拍片，没有黑成焦炭已经是奇迹了，而他最大的特征则是那双足以跟台湾搞笑明星凌峰相媲美的小眼睛，很勾人，什么时候都是眯着的，怎么看都觉得他这人不正经。事实上也是如此，一路上他基本就没说过几句正经话，二十多人的大队伍里，他是最能活跃气氛的兴奋剂，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笑声。
在接下来为期十天的采风中，我们到了很多地方，先是到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参观，然后又游览了沈老先生笔下的凤凰城。这是个古朴原始的小城，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动人的人文情怀，东门的石板街、沙湾的古虹桥、万名塔、吊脚楼，还有古老雄伟的凤凰城楼、南长城和黄丝桥古城都显现着湘西特有的地方文化。我最喜欢在北门的古老码头坐上乌篷船游览美丽的沱江，沿岸的青山绿水和吊脚楼群尽收眼底，听着听不懂的土家话，尝着又辣又甜的湘西特产姜糖，心情顿时放松下来，很多该想的和不该想的事情我都可以暂时不必去想，我觉得此次湘西之行很有意义。
但我并不是来玩的，其他人也不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画家喜欢在沙湾取景写生。作家诗人则整天混迹于城中的各个角落，探访民情体验生活，跟我同房间的作家罗罗每天晚上回到客店都会向我们展示她收罗来的各种小玩意儿，光各种绣花鞋垫就收罗了一大堆。搞音乐的两个人很辛苦，跑到吉首那边的德苗寨去收集民间音乐素材，苗家人男女老少个个会唱，音乐很有特色，他们带着录音设备去那边好几天没回来，看样子收获不小。搞摄影的只有高澎一个，他是最忙的，成天举着照相机到处拍，拍景也拍人。
我们记者有五六个人，自称是游击队，今天到这儿收集情报，明天到那儿挖新闻，晚上回到招待所就撰写采访稿发给各自的报社或电台，有竞争，也有合作，大家相处愉快。我跟高澎是接触最多的，没法不多，他就像个影子似的到哪儿都跟着我，跟我聊天，也给我拍照。他这个人很难用一句话形容，说不上有多正派，但也不下流，开玩笑也是点到即止。我很欣赏他的率直，有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跟他在一起感觉不到压力，因为他太会逗人乐了。也许是苦闷太久，我迫切地需要释放内心的压力和痛楚，我的心没有防备，完全是一种开放状态，正是这种状态让高澎对我的进攻毫无障碍，对此我一直是不置可否的态度。
返程的头天下午，高澎带我去了王村，也就是电影《芙蓉镇》的拍摄旧地拍照，我们在那里有过一次长谈。此前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谈心聊天，对他的生活状态有了个大致的了解。他不是湖南人，老家在哪儿他一直没明确告诉过我，他就是个不太明确的人，做什么事都不明确，比如他搞摄影的初衷，先是说爱好，后又说是为了谋生。至于他的学历，怎么创业的，怎么成名的，乃至现阶段的状况和未来的打算他都说得很含糊，总是一句话带过，说：“也没什么了，先是在一家影楼里打工，后来自己弄了幅作品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很偶然地就获了个狗屁奖，回来后找了两个哥们儿单干，很偶然地就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他只字不提他成名的艰辛，肯定是艰辛的，一个外乡的打工仔，举目无亲，要赢得社会的认可谈何容易。他不说并不表示他没经历过艰辛，真正的苦是说不出来的，这是我的理解，因为他看似无所谓的调侃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隐含的沧桑和伤感。
高澎一直过得很含糊，看问题含糊，做事情也含糊，而对于他的含糊我有另一种理解，觉得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含糊对外界的纷扰做着最顽强的抵抗。因为他很诚实，既不恭维别人也不抬高自己，即使是最敏感的话题他都可以说得很直白，比如女人，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找他的各种女人很多，却很少有固定的女朋友，他常常头天晚上还和对方一起过夜，第二天一分手他就忘了她们的面容甚至是名字，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生活就这样变得浑浑噩噩，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终点。他停不下来，他需要那些安慰和刺激填满脑子……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碰到他，我没有厌恶，反而有一点点的同情，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