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莫言去领奖了，穿什么没有了悬念，该说的也都说了。
据媒体报道，6日中午12点，瑞典文学院大厅里挤满100多名中外记者。中国作家莫言在这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媒体记者似乎要在这1个小时内“挖”出他的前世今生。莫言用“心如巨石, 风吹不动”来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以前是，得奖以后也是。他希望可以打破诺奖魔咒，创作出更好作品。
莫言给人的印象是忠厚的，就像一个普通的老者；莫言的发言是聪明的，面对深挖猛料的外媒记者，莫言所谓“心如巨石, 风吹不动”都是自谦。他密不透风却又得体的回答，比老练的外交家还要成熟稳健。忠厚的莫言，其实是种假象，他远没有沾染上故乡高密的乡土味，而是能撑大场面的人。面对诺奖现场那个气氛诡异的现场，我相信不管外媒还是莫言，都无法沉静纯粹地畅谈文学命题，而是濡染上极其浓厚的意识形态兴味。
谁都知道，媒体早就给莫言预设了一个公开的难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莫言没有回避，称，他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他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
这答案在媒体看来算是正解吧。但媒体未必不会怅然若失，也许他们认为体制内的莫言会用中国式太极把问题给模糊掉，也许他们希望莫言面红耳赤无可奉告。如此，首次收获此奖的中国作家莫言，才能发酵出让外媒兴奋乃至沉醉的猛料来。可莫言给出了符合他们价值观逻辑的答案，报道莫言的新闻价值反而大大贬值了。因此，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一台政治娱乐剧，有意识形态的隔膜和价值观的差异，这场戏才能在道貌岸然里用一幕幕的笑点桥段来直捣新闻炒作的G点。莫言很聪明，对于媒体的撩拨前戏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因为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对于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只会感染听者，而不会被听者所牵引。
由此联想到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奖时的演讲。肖洛霍夫同样是聪明的，他既提到了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必须“考虑一个艺术家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如何的结论”，又向西方主流世界发出了“正直地同读者谈话，向人们说出真理——有时是严峻的、但永远是勇敢的真理，在人类心灵中坚定对于未来的信念和对于自己能够建成这一未来的力量的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肖洛霍夫同时对祖国的人民赋以敬意---以我过去写作的和现在要写的一切，贡献给这样的人民——劳动者、建设者和英雄。
肖洛霍夫和莫言，处境差不多，而前者遭遇的意识形态偏见更甚。他们都作为体制内的主流作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都很聪明地在体制内外用文本表达的逻辑平衡。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被视为最高文学荣誉的诺贝文学奖，却不得不在颁奖现场接受意识形态的考问，政治与文学，是如此矛盾而又统一地结合在一起。而中国作家，又不得不在通篇述说自己乡村故事中，刻意把文学与政治分开，把自己与国家分离。这种矛盾，也隐喻着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普世价值观的体现，更非宽容开放，更别提什么神圣。
肖洛霍夫与莫言，他们无疑都是优秀的作家，不管他们是否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实主义的辩证观之，诺贝尔文学奖使其文学声名更具世界化，但作为异质意识形态的作家，他们又不得不用别样的演讲词和深思熟虑的语言技巧去应对媒体。当文学家像政治家一样疲惫，异化的不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连文学家本人也变异了。因此，当莫言以讲故事的叙述娓娓道来来，那冗长的演讲词看似情深意切，其实字字句句隐含着机巧。因此，莫言的演讲和答记者问，看上去浑然天成，但总觉得有些异样。
让文学纯粹些，让作家个性点，而不是为奖所累，为名所羁，为誉所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