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安遥不可及
—— 他做成了众人没能做成的事
很多人喜欢李安，大概是因为，他做成了很多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这件没能做成的事，不是成功学意义上的，不是“两届奥斯卡最佳导演，两届金球最佳导演，两届柏林金熊， 两届威尼斯金狮， 两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不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他获奖当夜，他的名字闪亮登上台北101的顶端，而是，他做成了很多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那个人。
曾经在他和张靓蓓合作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里寻找他的成功秘诀，最终却遗憾地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心灵、人格的成长壮大史，而非职业人士成长史，即便有秘诀，也绝难在别处复制——职业秘诀有复制的可能，心灵秘诀，只有远远观望。
那个李安，“从小就身处文化冲击及调试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的纠结，在他心中埋下巨变的种子。读艺专时初登舞台，“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还有王大川老师，这位前蒙古王子的人生经验，让他体会到人生况味。所有这些，搅拌在一起，形成最初的他，那个“就像生活里的一些味道”的他。
最终让我们熟知的那个李安成型的，还是电影。他在切实发现自己已经走上电影之路的时候，曾经有种隐忧，觉得电影泄露了太多他内心的秘密，把内心的幽微展露无遗，这是这个行当最危险的地方，但“拍电影，你又如何能把自己收回”，他只有像献祭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献给电影。
不是把自己献出去就够了，他得渐渐让自己大于一群人，大于一部电影。他曾那么热衷于拍父子关系，甚至拍出“父亲三部曲”，是因为他曾一度自觉小于观众，小于一部电影，“对观众有一种类似面对父亲般的义务感”，但经过《理智与情感》之后，他在电影世界里放开了手脚，开始大于观众，大于一部电影，“拍西片后，我自己就是父亲了”。我们视野里的影人，霸气是建立在外在的权力之上，而他全然不同。
人的灵魂、人格，起初只是一粒沙粒，我们负责往上包裹珍珠质，使之圆润光洁，一旦人生衰退停滞，那些珍珠质难免会剥落，让最初的沙粒显形。决定珍珠形状的，是最初的那个沙粒，决定人生退潮期形貌的，还是最初的那个沙粒。那个沙粒，叫自我。
关于自我……洁尘在她的《找到了自我的人》中，有一段评述李安的文字，至今让我念念不忘：“他就是那种很早就确立了自我并遵循这种自我的人……确立自我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确立之后的维护乃至于修正，同样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甚至是更艰苦的事情。自我这东西，不加以维护的话，是会变形甚至丢失的。那些很早就确立了良好的自我并很好地维护了这种自我的人，天份甚高，同时后天也是十分自省和勤勉的。”
人们乐于谈论李安和他的妻子林惠嘉的轶事，却对其中有些部分深感迷惑。他们相识于1978年，五年后结婚。在他们还是男女朋友时，李安拍摄电影《分界线》，钱不够了，直接从林惠嘉的账户里提出八千多美金来用，一点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后来他失业六年，林惠嘉负担家庭开支，却还是照旧鼓励他做剧本谈项目，理由是“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功利一点的理解，是她看出他的潜力，但我想，她看出的大概是他那个带着珍珠质的自我，以及那个自我对他们生活的滋养，精神上的互济，也是隐形收入，而且是最难获得的一种收入。
李安给我们的教益，给我们的滋养，也不只在电影里，而在他清晰而体面地泄露了他的人生走向，这种泄露又那么令人信服，不是靠他的采访，靠别人的阐述。要知道，说出来的自我是不算数的，他的电影的角角落落，都已经做了说明。
问题不在于这种自我有多完好，有多少证据，而在于，这种温和的自我，对内地人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人格梦。凝视这种自我，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一段“失去的时间”，这段错失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种温和圆润、细腻泰然的集体人格。李安身上所寄托的，不是内地人的奥斯卡之梦，也不是电影梦，而是一个关于人格的理想。
而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怪给体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