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九，骆宾基1917年生人，比萧红小六岁，而且与萧红弟弟相识，萧红将其看作弟弟张秀珂的朋友，当时在文坛上已经有一定影响，1939年就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绝对不至于对萧红崇敬到张口闭口称“先生”的地步。对女性称“先生”是非常庄严的场合。电影如此处理，显得矫情。
其十，电影对端木蕻良的塑造是最大的败笔，将其塑造成一个讨女人喜欢，心灵猥琐的男人。要知道，端木蕻良出身富贵之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生性孤傲，才华横溢。如此塑造，完全不顾事实。
二、噱头与票房焦虑
如果说以上这些与史实的出入，或许出于编导的疏忽，或许出于剧情改编的方便，只是显示其对萧红认知的不专业，还不至于让人产生恶感。然而，影片那些明显因为票房焦虑而刻意制造的噱头，就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对电影心生恶心感。而噱头的制造可谓用心良苦。略举几例。
其一，1928年寒假期间，萧红由六叔保媒、父亲作主，许配给汪恩甲。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等她初中毕业再约定婚期。一开始萧红对这门婚事并未表示任何异议。可能一来与她当时的交际面还比较狭窄；二来，实际上她也比较满意汪恩甲，除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订婚后，萧红与汪往来密切，除见面外，也经常通信，还给他织过毛衣传达爱意。不久，汪父过世，在继母带领下，萧红到顾乡屯参加丧礼。没过门的儿媳居然为公公戴“重孝”，萧红因此广获好评，汪家赏钱二百。
萧红后来对汪不满，是发现其纨绔习气，抽大烟恶习以及表兄陆哲舜的出现。1932年5月的一天，汪离开东兴顺旅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存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他一去不返，绝大多数萧红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重孕在身的女人弃之不顾。多年来他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女人和腹中骨肉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迷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近年，据说曹革成先生已经探访到汪恩甲后人，并获得了一些信息。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另当别论。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即便自己的父母）说事（被困东兴顺旅馆）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但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流露。这从另一侧面表明，萧红对汪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她一向对此讳莫如深，外人也就更是不得而知。
电影为了将汪负面化，特意设计汪强*萧红的场景，让女演员露出胸衣，赚赚眼球。要知道，两人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且已有婚约，汪恩甲犯得着特地跑到北京强*她吗？
其二，与汪对萧红的强*相反，萧红、萧军同居一段时间之后，电影里刻意有一场在雪地激情野合。本意为了吸引眼球，但是尺度又不大，如果发展到肉搏，我想长江以南的观众或许可以满足一场好奇。要知道当时的黑龙江是很冷的，见此情景，影院里有人调侃道：“两个孩子也不怕作病”。导演对东北人的激情可能太具想象力了。
其三，电影《萧红》最大的噱头自然体现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上。那一份暧昧的制造真可谓用心良苦而刻毒。
1934年11月2日，二萧到上海之后，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迫切要求与之见面。鲁迅于1934年11月27日写信答应二萧请求，约定在内山书店见面，并告知乘车路线。因信同时写给二萧，所以信头称呼是：
刘
先生
吟
对此，电影《萧红》的场景设计，让萧红扮演者轻声读出这封短信内容，但信头故意读为：“刘先生、吟”。
20世纪70年代末，萧军将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整理注释，并结集为《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内收鲁迅给二萧书信53通。其中，19通以二萧为共同受信人，单独致萧军33通，单独写给萧红的信只有1封。这封开头称呼为“悄吟太太”，写于1935年3月17日的信，不过寥寥数语，告知来信和两稿收到，以及海婴因脚被沸水烫伤，一时不能来寓中看望，如此而已。从行文语气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单独与萧红书信交往时，极为明显的距离感。这种距离，除信头和语气外，更体现在“等他（海婴）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中敬语“您”的使用上。
关于称呼，鲁迅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红信的称呼大致有：悄先生、吟先生、吟兄、悄吟先生、悄吟兄、悄吟太太等；在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军信提及萧红，一般称为“悄吟太太”，最具玩笑的口吻也只是“吟太太”，绝对不会有“吟”出现。电影里的场景设计，明显是以现有材料，别出心裁地误导观众，传递别样信息，给观众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似是而非的噱头制造得实在有些“阴毒”。
其四，关于鲁迅与萧红书房那场对话。
1936年初春，陈涓回上海省亲，萧军旧情重燃，直至5月1日陈离开上海。这一过程中及其后，萧红深受伤害，心情苦闷，无处可去，经常呆在鲁迅寓中。而此时，鲁迅病重，6月5日以后，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萧红7月17日离开上海去东京之前，鲁迅应该不可能与萧红就其情感苦闷而谈话。因而，电影里在鲁迅书房，鲁迅单独面对萧红，对二萧情感关系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出自鲁迅之口。
1946年7月1日，许广平在《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一文中清晰谈到她和鲁迅与朋友相处的原则：“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这表明鲁迅夫妇与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交往，还是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而萧红又是那种极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人，更不用说如此私密的情感。对此，许广平在文章里也有非常明确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