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大约从1995年开始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其说是风格上的，还不如说是思想定位上的，他从过去一个与外界不争的状态逐渐转变为了对社会事件积极发言的态势，并且多次闪亮发言，无论是著名的耶路撒冷讲演《高墙与蛋》，还是去年年底投稿到《朝日新闻》上有关领土问题的檄文，都非同凡响，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引发了日本公众的热议。一位职业的小说家能如此投身于混沌的现实社会，并坚持自己勇敢的打拼，这在日本文学界恐怕不常见。
1995年，日本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杀事件，前者是自然灾害，后者是人为的恐怖事件。同时，前者发生的地点是村上春树的家乡，后者是他上大学后生活过的东京。因此，这一年的动荡让他决心停止了长年客居海外的生活，举家搬回到了日本。随后，他曾回过家乡兵库县，并从小学的所在地西宫市徒步走到了上过高中的神户市，沿路留下了不少感慨，收录到后来发表的散文中。除此之外，他在东京还采访到了很多与奥姆真理教有关联的人，并写成了报告文学。
无疑，一个小说家的思想转变是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到影子的，而且，这道影子随着小说家年龄的增长也会逐渐变浓。村上春树的新小说是他继三年前发表《1Q84》后的作品，从思想立意上存在了相关的传承性，而且非常明显。新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350页有这么一段描写，意味深长。
“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究竟是不是不幸？多崎作也无从可知。但从早上混乱的新宿站的台阶上走下来的上班族都是低头往下看的，这其中的理由不是他们不幸，而是留意着脚下。为了自己别踩错台阶，也为了别把鞋弄掉了。这是高峰时间段的火车站的重大问题。”
村上春树的小说开始探究什么是日本人，有些立意甚至与已故大众作家司马辽太郎有相仿之处，不过，从描写的篇幅上看，其规模不大，也许会在他完善转型中得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