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相似，斯人不同

　　灾难相似，皆可激发人之本能。
　　大灾当头，人的真实性情焉能无动！
　　灾难也可以检验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的水准与情态，公众的心理以及民间的习俗。
　　汶川地震，旷世之灾，垂首哀恸之后，我看到了人的本能，人的性情，人为的社会。于是，我看到了耀眼的光明。
　　这光明就是：人民的团结、政府的尽责、士兵的坚强、人心的凝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弘扬！我们的国家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心同德，我们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彼此感动！灾难让我们料想了民族未来的强盛与和睦，接纳了世界尊敬的目光。我们因此而欣喜若狂，而热泪盈眶，而把一切看得美好，感知到人间的善良。当然，我们因此也回首往事，叹谓世事沧桑。
　　我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汶川的，惊恐的灾情，庞大的营救，生存的渴望，重逢的欣喜……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不被遗漏。那些画面和声音，点击了我记忆的窗口，搜索出尘封已久的历史页面，带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重返另一个目不忍睹的废墟，重新被暴雨激醒、被酷日灼伤，重新听到成团的苍蝇始终轰鸣在血腥的气味里，压倒了一切哭泣和呻吟。
　　那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唐山，那也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那里也有可歌可泣的坚守和拯救，也有无数崇高的情感奔流。但是，在媒体单一信息闭塞的彼时，关于那场地震的全貌与历程，外界的认知相当笼统。至少，与今天被全世界聚焦显微的汶川相比，唐山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极端的段落，社会封闭，思想禁锢，科技落后，文化凋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孕育着惊天风暴。那一年，领导中国一个时代的最高领袖相继离世，人心思变，山雨欲来！在那样一个时刻出现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害，数十万生命顷刻乌有，更是对人类生存极限和生命价值最残酷的挑战和试验。
　　我用这部小说记录了那段经历，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忽然在机关的大院里召开干警大会，那个大会只有简短的五六分钟，便在点名声中匆匆结束。我听到有人高声点到我的名字，便出列爬上一辆无蓬的卡车，那辆卡车拉着被点到名字的所有人，在那个汗热的下午仓促起程。每个人都赤手空拳，只穿一身薄薄的单衣，挤靠在车厢粗粝的槽帮上，在黄昏到来之前驶离北京。那天夜里下了雨，我们在漆黑的雨夜中辗转颠簸，我当时还奇怪沿途远近何以看不到一点灯光，嗅不到一丝人气。尽管卡车开动之前我们已被告知，发生于昨夜的地震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唐山！中央政府是在震后次日的中午，才从一个历险逃出的唐山人口中得知情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几辆卡车和卡车上的徒手之众，就是当年第一批赶赴灾区的先遣之兵！
　　我们在塌桥断路的缝隙中艰难挺进，在第二天中午进入死气沉沉的灾区。从那天开始我在灾区投入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那身单衣从未换过，一月之后已硬如铠甲。八月底我染上痢疾被送回北京。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又随队押解近两千囚犯再返灾区。数年后我用笔写下了那两个月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非那场灾害的全貌，而仅仅是个人记忆中的几个脚印——比如某些见闻，比如某种感受，比如：某段爱情……
　　那是与汶川同样惨烈的一场地震，只因时代不同，所以故事不同。相同的也许只是人情的温暖，人命的可贵，还有，那腔在苦难中才会燃烧的热血，和被热血烧尽的青春！
　　——《死于青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