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市教委公布了新的中高考改革方案，引起了社会的热议。改革方案中：中考——语文卷总分值由120分增加至150分，英语卷总分值由120分减至100分；高考——语文学科分值将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英语学科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这一改革措施，显然是为了彰显我们的母语——中文汉语，同时也降一降恐怕已有过头趋势的英语热。
无独有偶，不久前央视推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突然热气腾腾地成了一档颇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不过最早见到的同类电视节目，好像是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此类节目，据说明年还要退出“第二季”。虽然这个“季”字的用法，好像不是汉语的传统。但不管怎样，各地的汉字听写比赛就此热火朝天起来，尤其在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校，成为一时的时髦。由此发挥出来的“正能量”，也是为了使中国的象形方块字以及由此构成的汉语词汇再次走向辉煌。
说来也很惭愧，常常自诩中文汉语功底很好，但一看《汉字英雄》或《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自忖若上台去与参赛的孩子们较量，一定会输得很惨。因为现在用电脑多了，且不说那些从古书中找出来的“非常用”的陌生面孔，就是一些常常挂在嘴边的熟人熟脸，提笔忘字也是常有的事——大概的模样记得，但真要一笔一划地去写却也犯难。更有这样的怪事，自己明明写对了，但看着看着，却越看越不像。还有令人汗颜的是，有些字和词在书上常见，但就没有用心去查一查读音。主持人字正腔圆地读出，听来却一片茫然。直到电视上打出字幕，方才恍然大悟。所以，在电视中观看并默默参与此类比赛，也真能学到不少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开始真正地放眼世界。因此，外语，尤其是英语，因为能起到的国际交流的作用，得到国人的青睐。但也有一部分人，恐怕是因为功利的原因，譬如需要“雅思”、“托福”成绩作为出国留学的敲门砖，对外语的兴趣暴涨。更有些家长，将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化作压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最终可能造成孩子的是英语好于汉语的现象。但是，一种语言，毕竟与整个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一旦真正深入，触及文化底蕴，终究会有一道很难跨越的“坎”。早年在香港上学时，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过早地让孩子学外语，造成母语与外语的错位，最终在沟通交流方面，包括口述的、书面的，可能会出现表达的障碍。
反观之，近年来，会说汉语的老外也越来越多，有时好到令常住北京但仍然带有地方口音的中国人都自愧不如。但是，一旦这些老外说起他们本国的母语来，好像还是要比说汉语更流畅、更自如。平心而论，如果追求外语好过母语，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使就像有个段子说的那样，小吉瑞学好了“外语”——斯派克的狗吠，逼真到能够把汤姆给吓得落荒而逃，但小吉瑞终究还是小吉瑞。
如今，不管有关方面有意无意，毕竟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既靠高考威力无边的指挥棒，又靠电视综艺节目的寓教于乐，想必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创意。如此下猛药又做噱头，多管齐下必生奇效。
然而，也许也还有要未雨绸缪的，则是矫枉过正。更重要的毕竟是中国人要会用常用的汉字来作为表达传意的工具。常用汉字究竟有多少？在网上搜寻，学者们做过一些有趣的统计：教育学家兼语言学家陈鹤琴写的一部著作有90万字，但仅用了4719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的全部著作，所用的汉字居然也只有3136个。老舍的《骆驼祥子》，则用了2413个汉字。因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1986年6月开始研制“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最终的成果是“常用字”2500个和“次常用字”1000个。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如果掌握了这3500字，就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据说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出的一道题——“癞蛤蟆”——居然难倒了七成的在场观众，这样的课无疑是要补的。但有一些生僻字，虽然认一认也未尝不可，但要说真正的效果，恐怕也只能起到“秀”的作用了。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常常用“回”有九种写法来炫耀自己的博学。
由此又想到，有一阵子有人呼吁恢复繁体字，将其奉为正宗。简体字的改革，是与建国后的“识字运动”或称“扫盲运动”相呼应的。没有学过繁体字的人可能很难体会一个文盲或一个刚上学的小孩子练习写繁体字的辛苦。读一年级时，学的第一课就是“我们天天上学”，其中的“們”字和“學”字，可把小孩子难倒了。由此而产生一种心理障碍，这一辈子就没能写出一手好字（美术字倒可以写得不错）。再者，若用繁体字记笔记，那可是手忙脚乱的。所以，繁体字，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为与台湾同胞和香港同胞交往，认一认也未尝不可。这似乎并不难，80后、90后，甚至00后，爱做港台明星粉丝的，有几个不认识繁体字？但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实在没有必要。毕竟在中国大陆或曰内地，简体字已经约定俗成。其实常来大陆或内地的港台朋友，现在对简体字也没有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陌生感。简繁双通，可能更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取得双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