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些时候，当这位日军指挥官为这场侵华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举行埋葬仪式（日本人称“慰灵祭”——译注）时，松井为该城发生的肆无忌惮的疯狂暴行谴责了300名军官、师团指挥官和其他人。日本记者松本写道：“以前从未有过一个上级对其下级给以如此严厉的斥责。军方对松井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些军官中有一位皇族的太子。”
星期六，即12月19日，松井搬到南京城外朝香宫的司令部，第二天便乘驱逐舰回了上海。但或许是被绝望所驱使，他一到上海就作出了一个甚至更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对《纽约时报》吐露了他的担心，甚至告诉一个美国记者“日本军队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无纪律的军队”。当月他还给朝香宫的参谋长发出一封不客气的信件。“谣传说不法行为仍在继续”，他写道，“正因为朝香宫是我们的司令官，就必须更严格地遵守军纪和道义。任何违法乱纪者都应严惩不贷。”
元旦那天，松井仍然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而情绪烦乱。在祝酒时他对一个日本外交官透露：“我的部下干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我深感遗憾。”
但是强*仍在继续，屠杀也在进行。松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如果人们能相信许多年以后松井讲述的这个故事：他对南京的短暂访问甚至使他流下了眼泪。“慰灵祭仪式结束后，我马上召集高级军官并当着他们的面流下了愤怒的眼泪”，在1948年被处以纹刑前，松井告诉他的佛教忏悔法师，“朝香宫和柳川将军……都在场。我对他们说，在士兵犯下累累兽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象吗？那些士兵事后竟还嘲笑我。”
慰安妇：南京的遗留物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的一个最离奇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大量抗议的反应。日本统帅部不是去镇压或惩罚这些肇事的士兵，而是制定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军妓组织——这个组织将把整个亚洲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纳入它的大网之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发布命令，在这段时间内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学的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评论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战斗期间发生大规模强*事件后，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指责。”
这个计划很直接了当。诱拐、购买或绑架8万到20万妇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的来自中国、台渭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方希望用这个办法减少随意强*当地妇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国际社会谴责的机会），通过使用**套遏制性病传播，酬劳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当然，当后来全世界都了解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政府拒绝承担责任，战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国政府在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军国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标题是“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个文件印有日本统帅部首脑的私人图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强*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妇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开业。用“慰安”一词来指这些妇女或是这些妇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为它使人想象出游乐胜地的景象：漂亮的艺妓弹着琶琶，给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实上这些妓院的条件之污浊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无数妇女（日本人叫她们“公共厕所”）在得知她们自己的命运后自杀了；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遭残害，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生蒙受耻辱和孤独、不孕或体弱。因为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对妇女的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着的人，她们的大多数在战后直到最后也不肯讲述她们的经历，因为担心面临更多的耻辱和嘲笑。亚洲的儒教——特别是朝鲜的儒教——把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远认为，任何妇女在经过了如此屈辱的经历后不去自杀面仍然能够活下来，是她自己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个别的慰安妇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的遭遇提供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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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所有间题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当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十几岁的士兵施暴时，他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许多学者对这个间题绞尽脑汁，但发现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奥多·库克与他的妻子哈罗科·塔亚·库克合写了一本书《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西奥多·库克承认，南京的强*兽行使他困惑。他发现在日本内战中没有相类似的情况，面且蓄意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历史而不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他说，试图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带凝视着一个“黑洞”。
大多数人发现很难把南京的野蛮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过分讲究的礼貌和优雅的举止一致起来。但某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他们指出，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拥有对一个农民的砍头权力，如果这个农民未能对这个武士提出的问题给以有礼貌的回答的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文化的时候说：“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认为一个有礼貌的回答是为了让提问者感到满意。有礼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这听起来使人吃惊吗？”
其他一些专家把日本的战争暴行归因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杜会的道义责任并不普遍，而是地区性的和对个人的，所以在外国的土地上道义责任就很容易被破坏而置于脑后。一些专家谴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所有人类皆兄弟的思想——的确，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义的要旨则是只有天皇和他的后代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由于这种差异，这些专家断定：某些文化，无论他们多么深奥，仍停留在他们的核心部落时代，在这里个人对部落内部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于对部落这外的人所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