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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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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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沁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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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血统之混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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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