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水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