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睡觉，然后再要了一大罐啤酒，凉得玻璃外面都凝结着水珠，女侍者把啤酒端来时，我在门口接，我把冰凉的玻璃雉贴在菲尼托背上，他已经睡着了，啤酒拿来时也没醒。这时，他说了”别，比拉尔。别这样，太太，让我睡呀。’我说，‘好啦，醒醒吧,你喝这个，有多凉啊，’他眼睛也不睁开就喝了，喝了又睡；我在床脚搁了个枕头,斜靠着，看他睡。他皮肤赭红、头发乌黑,那么年青，睡得那么安静。我把一雄全喝了，听着过路乐队的演奏，你呀。”她对巴勃罗说，“这种日子你经历过吗？”
“我们一起也痛快过，”巴勃罗说。
“不错，”妇人说。“当然啦。你当年比菲尼托更富有男子气。不过我们从没去过瓦伦西亚。我们从没在瓦伦西亚一起躺在床上听乐队在街上经过。”
“那是不可能的事，”巴勃罗对她说。“我们没机会去瓦伦西亚啊。你讲道理的话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不过，你和菲尼托没炸过火车。”
“不错，”妇人说。“炸火车是该我们干的事。炸火车。不错。开口闭口老是火车，谁也没法说不是。结果呢，是懒，死样怪气，完蛋了事。结果变成了现在这样胆怯。以前也千过不少别的好事，我说话要公平。不过同样，谁也不能说瓦伦西亚的不是。“
”你听到我的活了？”
“我不喜欢瓦伦西亚，”费尔南多平静地说。“我不喜欢瓦伦西亚。”
“难怪人家说，驴子的倔脾气是改不过来的。”妇人说。“把桌子收拾干净,玛丽亚，我们准备上路。“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听到了第一批飞机返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