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那是他平生跑得最快的一次。
说这话时，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七十年的光阴是一条河，在他的眼神里一漾一漾的。我知道，他又看见了那束跳跃的阳光，那个在大平原上奔跑的少年……
父亲赵云亭，一九三○年生，一九四四年参加八路军……
一
我生逢乱世。“九·一八”事变那年，我刚满周岁，到我记事的时候，正是电影《小兵张嘎》里描写的那段岁月，有歌唱道：“一九三七年，小鬼子进了中原……”
我们那个村子叫天宫寺，在河北定兴的东南。鬼子进村了，还在村子里修起了炮楼。乡保长、甲长满村子乱窜，披着鬼子皮的皇协军更是邪虎，横着脖子走路，所以老百姓暗地里称他们“白脖儿”……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爹妈养活不起我们兄弟五个，把我的一个弟弟送了人。我大哥说不清什么时候离开了家，有了个大号叫赵国祥。留下的哥仨，人人背着个贱名，二哥叫“傻篓子”，我叫“三元”，弟弟叫“年子”。
大哥常常半夜里回家，还带着一个小他一两岁的半大小伙子，我们喊他哥。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哥悄悄地干了八路，干了******，十九岁就已经是副连长了。那个半大小伙子，是他的通信员。
记得那是鬼子疯狂大扫荡的前一年，通信员在一次来家送信时被“白脖儿”盯上了。他们不由分说，就把通信员捆吊在我们家的门框上，狠着劲儿往死里打。那小通讯员只有十七岁的光景，却一点儿都不含糊，他只是骂，只是说自己是过路的庄稼汉……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得昏死过去……
“白脖儿”打累了，这当间儿，娘给我递了个眼色，朝水缸努了努下巴，我从缸里舀了一舀水，颤巍巍地送上去，还没走到通信员跟前，狗日的“白脖儿”扬手就是一巴掌，一脚就把我踹翻了，铜舀子叮哩咣郎响……
二
就在“白脖儿”们折磨小通信员的时候，忽然从村头传来了一阵骚乱。
我大哥被抓了……
原来大哥是和通信员分头化装侦察，约定来我们家汇合。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
通信员也被“白脖儿”架走了。
过了两天，大哥还是没有消息。娘开始坐立不安，无奈之下，她请下了跳大神的，想问问大哥的凶吉。
跳大神的正在当屋里折腾，出去了一整天的爹回来了。他什么也没说，一屁股坐在了炕头上。这时，跳大神的还在絮叨着平安平安，爹忽然变了脸色，一把把她扯出了门外，“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爹说，国祥他娘，你得挺住。
娘意识到了什么，惊恐地望着爹：你是说国祥他……
爹点了点头。
大哥是被“白脖儿”活理的。临刑前，他拖着沉重的镣铐，“哗啦——哗啦——”地穿过村街，路过一家饭铺时，老掌柜的端着一海碗饺子拦下了他：兄弟，吃碗饺子再上路吧……
“白脖儿”的拷打，没有让大哥吐出半个字，可接过这碗饺子，大哥流泪了。他和着泪水吃完了他此生最后一顿饭……
前面是一家布店，大哥站下了，说：给我扯八尺红布来。
鲜亮亮的红布扯来了，大哥抖了抖，披在了身上，他瞅了一眼“白脖儿”，朗朗地笑起来……
沿途的乡亲们都为之落泪了。
坑挖好了。大哥说，太浅了，我堂堂一条汉子，我得站着死。
黄土一锹锹地掀了下去。爹说，他眼睁睁地看着黄土埋到了大哥的胸口，忽然眼前一黑……
那是一九四一年，大哥十九岁。一起牺牲的，还有十七岁的小通信员。
三
大哥死后，爹怕娘伤心，给我们起大号时，不再按“国”字辈排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大号：瑞亭、云亭、贺亭。然而，爹自己却经不住伤痛，当年就去世了。一年后，娘也跟着去了……
我们兄弟三人，转眼就成了孤儿。那一年，二哥十五岁，我十三岁，弟弟九岁。
姥姥开始带着我们哥仨儿走村串户地要饭。看光景实在难熬，本家亲戚说：看三元这孩子还机灵，不如送他去戏班子学戏吧，还能混口饭吃。可那时侯艺人学戏是打出来的，姥姥舍不得。后来托人介绍，送我到北京双合盛啤酒公司当了童工。这就是出“五星啤酒”的地方。我每天要干的，就是不停地往啤酒瓶子上贴标签，一贴就贴十多个小时，顿顿吃的是橡子面饼子，就这，还吃不饱。这期间，听说家乡“闹八路”动静越来越大，我在北京呆不住了，又一猛子扎回了家。
回到家我才知道，这半年，常常有八路大哥悄悄地往家里送吃的用的，有个人称“老李”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得最勤。我们和他也最熟络，有时候，“老李”也让我背着粪筐到村里四处转转，探探鬼子和“白脖儿”的情况。
大哥的惨死，按说应该在我心里投下很重的阴影。可不知怎么了，我就是憋着一股子劲儿要去打鬼子，打“白脖儿”。我对“老李”说，我也要去“闹八路”。
“老李”没言语，半晌才说，“闹八路”可不是闹着玩儿，是要死人的。
我说，大哥不怕。我也不怕。
不久，“老李”把我送到了部队。对首长说，孩子还小，让他当个卫生兵吧。
我哥站着死，我要站着生。
那位“老李”，在我参军后，还来看过我几次，后来就没了音信，再后来，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
那位“老李”，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算起来，他牺牲那年，也只有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