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