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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买书的钱，书都是借来读的。后来参加工作陆陆续续积起了几纸箱的书，没有书架，塞在床板下，僭称为私产，几次搬家都拖带着一本舍不得丢。省城工作生活的最初几年，举目无亲，经济的压力常是有的。97年的时候妻将临盆，我500多元的月工资每月存不下钱，自感生孩子钱上不足，妻子对我说：“你回趟老家吧，跟爸妈张嘴要点钱，算是借的也行”。无奈家室之累，我便回了鲁西南，还没等跟父母张嘴，母亲就说：“秋后你弟弟结婚要盖房子，盘算着花销不大宽绰，你在外这几年，多少挣点儿，到时给家添点吧。”母亲这么一说，我就只有把嘴闭上，第二天匆匆赶了回来。埋头枯坐，忽然看见床下我那几箱书，就打定主意先卖掉再说。星期六找了块塑料布，自行车驮上两箱书，就骑出去想找个摊练练，读书人脸皮薄，苦苦转悠了一整天，走遍小半个济南，也没好意思铺下塑料布，两箱书稳稳地呆在车后座上，一箱也没解下，至晚回家，骑车骑得两腿酸疼，却未收寸功。一夜辗转，次日一早又骑出去，时至中午才在联四路一个偏僻的墙根摆出书来。虽然行人稀少，但因书的品相还好，卖的便宜，又多是名著，临到黑天就有了40多元。下个周就学聪明了，拣了个有路灯的墙根蹲了，熬熬时间得银两更多。四个休息日，书箱就都空了，几册卖不出去的破书塞进了旧橱柜。 说实在的，一直到今天我还惋惜卖出去的那些书，有的跟了我不下十年，朋友一样，可我出卖了它们，一直到今天我还埋怨自个当时的无能和不仗义。而今拥有几千册的书，却常常为那卖掉的某一本而心痛，那上面标有我对很多段落的评注，为了心理平衡千方百计买回来新的版本，却都默默地呆在书架上，翻都不曾翻过，有的则再也没有买到过。 我现有的书很大一部分是从旧书市场淘来的，回念往事，有几年几乎每个周六都去瞅瞅，买回了不少名著，以致混熟的书摊老板都认为我是个旧书贩子。说起旧书，有的旧得还真不像个样儿，没准是哪位逝者所遗，但仍旧有人当宝贝买。前几年淘得一册32开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书是泡水晒干了的，极不平整，像从牛圈里牛蹄子底下拽出来似的，书页粘在一起，漾着一股怪味。那也得看呀，读不几页，脸和脖子就痒得厉害，时间长了手也痒。没奈何拆开了书页，戴着手套读多少撕去多少，都顺着窗户扔出去。有一次一进市场，就看见靠大门的书店门口堆了一摞《作家通信》，有04年的、05年的、也有06年的，这可是中国作协的会刊。年老的店主说是一个与其有交情的老作家处理的，一元一本，我也不打价，就捆上都要了，那次就没进到里面逛，银子已经用完了。因为频繁地去旧书市场，选择性强了常常淘不出好书来，有时转遍整个市场，耗时两个钟头才选中一本书，也就渐渐去的少了。有时出差在外，也挤时间去图书市场看看，北京琉璃厂、潘家园旧书市场都到过，也淘回不少称意的来。 一个想以文立身的人，多读点书总有帮助，尤其是在起步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书给你带来影响。但书怎么读、读什么也是个学问，明代王世贞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大历之后也就是晚唐以后的书，“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就都不要读了。我是怎么办的呢？感觉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就很啃了一通修辞学；感觉外国文学的语言精典，就很读了些给自个输氧。上街办事也挟着书，一路瞅着字，街上那么多的美眉、短裙擦身而过，也不知道抬脸张一眼，倒要一心在书里寻“颜如玉”了；白天忙，每晚给自己定下50页的读书目标，渐渐琢磨出些体会来，叔本华曾言：“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享盛名，或者在一年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还是小说或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的人是常会受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我读国外作品，也是侧重名著的，但不少名著是一个世纪前的作品，语境上翻译比较陈旧，除了学习创作手法，其他对指导当前创作帮助不大，于是又把阅读放在近30年来国外创作的长篇上，没有那么多长篇就去读《译林》、《名作欣赏》及最新年度翻译小说的作品，但即是这样，总也不够读，寻思着还是精读些精典，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就读了四遍。 我想成就一个作家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而不会是什么生活阅历及其他，《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30多岁就不出门了，有什么丰富阅历？ 我的这些书，有一半未读，啃完得个几年，虽不曾像钱惟寅“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但这几年为读书滴眼液也用了几十瓶，即便这样，有很多书还是只能选择泛读，算是比装装门面的叶公强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