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咳嗽，咳嗽，有时甚至整夜不停，痛得弯腰蜷缩在高高垒起的稿子旁。从他窗口倾泻出来的灯光晃荡在塞纳河起伏的河面上，像一匹闪闪发光的中国绸缎。傍晚时分，有人从对岸村子里划船过来，将刚从田野间采来的一束百合花放在他门口，花束上附了一张纸条：献给《小酒店》的作者。
夜里，百合花缀满了露珠。
早晨，他从稿子上抬头，习惯地打开门，看见躺在地上的那束花，眉毛严肃地扬了扬。他将纸条小心翼翼地从花束上取下，回过头，冲着正在厨房里煮牛奶的妻子喊道：哈，我说过的，在梅塘我能得到最好的稿酬！
这份特殊的稿酬让他整整一天都处在愉悦之中。早餐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到床上，而是重新坐到了桌前，继续写作后来流传到世界各地的那部着名的《娜娜》。这个在欲海与良知间挣扎的巴黎妓女形象已经折磨了他整整400多个日夜。
堪比这愉悦的一天的，是他第一次俯身在梅塘的塞纳河边给福楼拜写信的那个黄昏：伟大的居斯塔夫（他总是这样在纸上称呼福楼拜），我买了所房子，是个兔笼似的楼房，位于普瓦西和特里埃尔之间，塞纳河边的一个迷人的偏僻角落，价格是9000法郎。我告诉你价格是为了让你别太见怪，我是用写作的钱买下乡间这个简陋的住所的。它的优点是远离一切喧闹的居所，而且周围没有一个资产者。
他对资产者们一直保持着嘲讽的态度，这态度时而温和时而尖刻时而愤怒，贯穿了他整整一生。另一个伴随了他一生的态度是关于福楼拜的。他与福楼拜之间的感情始终徘徊在崇敬与渴望超越之间。在他心目中，这位伟大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自己无数不眠的写作之夜的灯火，是居住自己墨水深处的肃穆圣灵，更是舞蹈在自己笔尖的活泼精灵。然而，他渴望在福楼拜的影子之外舞蹈出自己的文字之魂。在阿歇特书局那间黑暗的屋子里，他用这渴望点燃了自己的精与血，苦苦熬过了一个文学学徒最初的学艺时光。
他比福楼拜小了整整19岁，在后者面前，他总是显得很温和，寡言，像一位腼腆的外省少年。有一次，当他穿越半个巴黎，气喘吁吁地爬了六层楼，敲开福楼拜的家门时，他看见了屠格涅夫。那一刹那，他感到全身有一种通电的感觉。一个人在梅塘的日子里，他常常在梦中回忆起初见屠格涅夫时的情景：灯光有些昏暗。喧闹的巴黎似乎远了，远了，越来越近的是那一声声比巴黎人的法语还纯正的优雅的嗓音。屠格涅夫仰坐在沙发上，轻轻地，用一种略带犹豫的神情慢慢讲述着；他讲了些什么？农奴木木的故事？白净草原的神秘传说？还是在诵读普希金的诗——自由，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并不能把我们长久地欺诳……
梅塘总是弥散着牛奶的清香。这是传统的乡村法兰西的清香，这清香穿过风霜雨雪，传递着母亲法兰西的心跳。这清香如雾，月夜般悄然升起的薄雾，弥漫在卢梭孤独散步的郊区小道上，弥漫在雨果惊涛骇浪般的笔尖上……每天早晨醒来，闻着这清香，他就知道，自己是真真实实地生活在法兰西文学精神的天空之下。
起初他并没有决定到梅塘定居。要聆听塞纳河忧伤如缕的涛声不一定非得要到这块偏僻之地来，或许，在灯光迷离的左岸更能听懂塞纳河千年流淌的喃喃低语。然而，“的确有一个又大又喧闹的巴黎，可我的巴黎应该又小又安静。”
到哪里去找又小又安静的巴黎？
决定离开巴黎的那个夜晚，他在福楼拜家楼下向那一盏彻夜不息的文学灯火告别。“夜晚，大地上亮起了一盏灯火，那是一颗作家的良心在为人类燃烧。”他永远都记得都德有一次和他一起眺望福楼拜窗口的灯光时所说的话。
是的，要把自己的灯火点亮。他捏紧拳头，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我的灯火，应该点亮在塞纳河的涛声里！……就这样，也许梅塘生来就是为了等待他的到来，也许他从巴黎突围出来就是为了投入梅塘的怀抱。1878年5月，巴黎通往梅塘的土路上，马蹄声碎，38岁的他牵着自己年老寡母那双满是皱纹的手，走进了一所“兔笼”似的房子。从踏进门槛的那一刻起，梅塘，这块巴黎郊外的乡下小镇，这块原本土得掉渣的穷乡僻壤，因为他——埃米尔·左拉，从此成了法兰西大地上又一处精神圣地。
这是一个人在红尘里左冲右突苦苦寻来的心灵领地，这是一个作家在俗世中踏遍天涯才觅来的灵魂港湾。正如佛朗索瓦·努里西埃所说：房子，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首先不是居家的所在，也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它首先是一座堡垒，一道布景，保护着或者手上一只笔或者在屏幕前度过的早晨几个小时和晚上漫长的时光。
是的，一个人的梅塘，左拉的梅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