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着来，认为印度可以依靠再分配就解决贫困问题、而无需依靠增长，被作者斥为无稽之谈。当一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但经济增长却趋于停滞时，任何通过再分配来改善贫困的努力很快都会被销蚀殆尽。
但再分配的诱惑实在太大，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奇怪流行，中国有部分人甚至认为在1970年代，尽管中国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却通过再分配消除了可观的贫困、文盲和营养不均的现象。但后来包括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的研究却表明，1970年代中国的问题深重，一方面中国用农业产品和盈余长期补贴城市工业，造成了收入差距的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在1970年代还远远没有消除贫困、文盲和营养不均的现象。而且更糟糕的是，中国处在文*中，政治上无法保障推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以，中国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再分配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只是更加确证了再分配政策无助于解决贫困问题。
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吗？
但是光有第一类改革带动增长，难道不会出现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现象，恶化贫富差距么？这关键是要看和谁比。
简单来说，姚明到美国NBA打球，赚了很多钱；同时一个浙江海岛上的渔民也赚了一点钱。但是渔民不会觉得姚明赚的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压力，因为毕竟姚明离自己很远。尽管姚明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渔民的很多倍，渔民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
但是如果该渔民和同村的其他人相比，比如其他渔民转业从事其他行当，那么该渔民的收入可能会落后很多，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强的不公平感，尽管其他人的收入和姚明依旧不可同日而语。简单来说，一个村里的不公平会加剧怒火，但不相关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比较小。如果社会流动性足够，通常收入差距也不会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作者由此认为“要从具体的社会情境来看不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含义”。对印度来说，总体上不同邦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缓和。但邦、城市、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的变化却比较复杂。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ngus Deaton 和合作者有一篇文章估计了印度的不平等状况。他们发现印度农村内的不平等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城市内则有少量的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两个比较穷的邦——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是如今印度经济增长最快的邦。也就是说，第一类改革使所有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境况改善，相比于之前的日子，人们无疑过得好了一些。只不过问题是在同一个可以比较的范围内，例如同一个邦内，有些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另一些人，从而加大贫富差距。
但如果我们同意两类不同的改革带来的作用以及单纯再分配政策的无效性，就应该意识到第一类改革依旧是必须的，而贫富差距带来的负面后果可以通过第二类改革来缓解。
印度做错了什么？
有人说印度反正从各个方面看，发展都不如中国，那么还要向印度学什么？且不说历史上玄奘从印度取得真经，即便从现在来说，中国的第二类改革也做得不好，可以看看印度怎么做的。比如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总量少，分配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失衡，而且中西部和城乡之间的配置也不公平，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从印度的错误中也可以习得经验教训，避免走上歧路。
1991印度正式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大量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聚焦在第一类改革上，这也是对此前国家“看得见的手”伸入市场领域的一种纠偏。所以印度在启动第一类改革之前，做错了两件事：国家之手伸得太长，自由贸易放得不够。
即使在第一类改革过程中，束缚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并没有被完全改变。高等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擢升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高等教育也有利于社会包容，但作者将之归为第一类改革。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显然比较差。究其根本，乃是一个过时的垄断机构在管理印度的高等教育。这使得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没有效益，通过高等教育带来的溢出效应也相当有限。
而且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即便是引进海外资本，例如合资合作办学等，也会有助于提升印度的人力资本。但在开放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印度无疑是非常守旧的。尤其和中国相比，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是落在后面的。
与此同时，作者指出印度政府本身的低效和腐败，不仅是增长的障碍也是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许并非仅仅是印度做错的地方，其他国家也不例外。
但实际一些来讲，社会问题尤其是消除贫困、缩减贫富差距，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作者赞成私人部门和政府一起来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
以基础教育为例，尽管基础教育能促进增长，但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目标。阿玛蒂亚·森曾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反复讲过这个道理。自由是多维的，而各个维度又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方面的自由受限就会影响自由。而经济自由极度依赖政治自由，而一个文盲的政治自由是受限的，因为在现代社会如果你不识字，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无法享受全面的政治自由。如此一来，基础教育还肩负着扩展基本能力保障全面自由的神圣使命，所以其本身就是一个目标。
印度越来越依赖私人部门提供基础教育，结果还挺令人振奋。所有种姓不论男女，借着不断扩张的私人基础教育机构，毛入学率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政府做错的地方一来在于过高估计了邦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能力，认为能实现基础教育的全面覆盖；二来在于没有有效的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参与到改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来，因为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能解决各方的激励兼容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当然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以教育为例，也许中国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开放上的步伐大一些，但在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分配上问题相似。而且由于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中国和印度一样，在第二类改革中也要寻找激励兼容的政策设计。因为与印度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相比，缺少民主制衡的中国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