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鉴，印度的启示
——读《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何以是印度？
2011年的时候，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的梁捷和我为《思想库报告》写了一个《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文章，提醒要注意印度经济发展的“教训”。因为我们当时注意到在过去30年间，两国经济几乎同时开始增长，但中国的经济表现——至少目前来看——是远胜印度的。
近30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速度为8%左右；而印度大概在4%到5%。用人均GDP衡量，印度现在大概处在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即便以绝对值计算，印度也仅仅相当于中国1990年代中前期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还要关心印度？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是两个国家都有超级庞大的人口规模。根据两国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约有13亿5千万人口，而印度大概有12亿5千万。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的人口规模，相邻的地理位置，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就让人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
学界对不同政治体制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有争论。MIT的黄亚生教授经常提醒印度民主体制作为一种更为包容的制度，会有很强的后劲。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Robinson 也提到包容性制度对增长的正面作用。如果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真的很大，那么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何以印度的经济增长却落后中国呢？
经济学家诺斯阐释过一个理论叫做“路径依赖”，听起来专业，但实际上说的是早先的决策和行为会形成一定的“惯性”，当这种惯性被利益强化之后，就会影响后来的决策和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前面做的不对，后面改起来也难，因为被锁定在某一条路径上了。
印度1980年代以来增长落后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之前的选择导致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印度政府管制和控制了大量经济活动，公共部门不断扩张，采取贸易保护并且限制了外商投资——这就导致即便国内有一个包容性的民主制度，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没有超过4%。虽然印度在1980年代启动改革之后，经济增长也开始加速。但上述政策的惯性导致了印度要提高至与中国一样的经济增速有困难。
但印度相比于其他国家，还是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是世人瞩目的。只不过，印度的发展没有惠及穷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治理绝对贫困的成效要好于印度。这不禁又让人疑惑，这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印度，何以在扶贫问题上进展不佳，如果不说是束手无策的话。
印度做了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的新书《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主要针对的就是上述这个问题：经济增长对解决贫困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者首先澄清了一个误解。他们认为，印度并不全如批评者所言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或者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没有惠及穷人。实际上，他们的研究表明印度进入1990年代之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减少了贫困人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不仅在农业部门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也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创造了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这样一来，穷人工作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帮助穷人脱贫。
另外，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了财政收入，印度政府才有足够的钱来提供公共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对于脱贫同样有重要作用。以人力资本改善为例，至少需要身体健康的劳动力，最好还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劳动人口普遍的身体健康需要公共医疗开支，而教育则是增进知识技能的不二法门。所以没有增长，就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医疗和教育，扶贫效果也不佳。
道理并不复杂，如果只有一个饼，人太多的情况下，怎么分都有人陷入饥饿和贫困。均分的大锅饭使大部分人口都处在贫困中。而如果是两极分化的分配法，那么有一部分人很可能饿死。所以作者写道：“（如果饼是固定的）再分配并不能消除贫困。”
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把饼做大，换句话说，要有经济增长。
两种类型的改革
作者在书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分别称为第一类改革和第二类改革。所谓第一类改革，指的是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能够直接减少贫困的改革；而那些旨在提供教育和医疗等，且需要不断的经济增长作基础才能实施的改革，称为第二类改革。第二类改革能促进社会包容。
第二类改革必须以第一类改革为基础，没有第一类改革，第二类改革也无从谈起，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如此定调。
但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医疗和教育是延后于增长目标的附属物。因为第一类改革带来的收入增长当然能让穷人在满足基本食物需求后，转向其他的需求，例如服装和住房；但却不能保证穷人能把增加的收入用于改善营养健康和教育水平。
比如说穷人原本可能只吃粗茶淡饭，动物蛋白摄入不足，导致消费不足型的营养不良和不健康状态；收入增加后，可能一下子进入多吃快餐阶段，但快餐往往会恶化营养和健康状况，例如导致肥胖，这就陷入了消费错误型营养不良和不健康状态。但继续单纯增加收入，很难改变这种困局。此时教育以及关于营养和健康的信息传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与中国一样，尼赫鲁在印度的改革采用的也是五年计划的形式，但卫生医疗和教育同样被作为重要目标。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认为是因为印度第一类改革的力度不够，所以导致第二类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进而影响了印度的扶贫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