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蒂的烦忧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陪同我们的是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温蒂小姐。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她一路上不停地用尖锐的词语批评时任美国总统。
我很好奇：“温蒂，总统不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吗？怎么你老在骂他呢？”
“骂总统是爱国！”她语出惊人，“权力这种东西不被管着就会胡来，所以要时时监督总统。”
“你批评总统他听不到，即便听到他也可以不理你，你又能奈何？这管什么用？”
“管用！我骂着，说明我在履行我监督的权利，就形成一种民意，总统及其团队在施政时就不得不考虑民意，不然他在白宫就待不下去了。”
回国后不久，接到温蒂德来信，文字里喷发着愤懑与无奈。她告诉我，因为她采写的一篇新闻稿的观点与老板相左，老板不准见报，温蒂据理力争与老板争吵了起来，她一激动骂了老板，结果被解雇了！
我觉得匪夷所思，给她回信问：“温蒂，你说骂总统不骂国家是爱国，按这个逻辑，你骂老板未骂报社应该属于爱报社的行为，为什么被开除了呢？”
温蒂对这个二律背反问题没有回答。我当时也没有继续追问，因为这与我的生活太不相干了。
然而没想到命运捉弄我，没过几年就让我旅居法国。尽管这里是现代民主制理论的发祥地，但仍然是一个“骂总统没事、骂老板要失业”的地方。
为什么总统骂得，而老板骂不得呢？
对总统的人文假设
西方最早设计政治权力属性的是意大利人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1513年成书）。《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要敢于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不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主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诫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习惯于混充善者，敢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因此有人说马基雅弗利写了一本“恶棍手册”。他第一个公开宣称：纵使是英明君王的公权力，基本性也应该是“恶”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做过一个“人非天使”的著名假设。他说，人非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当然也不是天使。人的本性决定了权力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否则，就会从“必要的恶”转向“必然的恶”。他又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据此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对老板的人文假设
凭着在法国感性加理性的观察，我恍然大悟：企业的运行制度竟然是典型的君主独裁制！一、老板的权力与君王一样是终身制，他可以天经地义地一直干到死才撒手放权。二、企业帝国最高权力的移交是世袭制，老板的儿子天经地义世袭当老板。三、一言九鼎的老板在任免所有职员，与“朝廷命管制”别无二致。这样看来，法国人，或者说所有生活在民主制下的国民，过的是“一国两制”的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自由地骂总统），在经济活动中却被迫接受独裁制（骂老板马上失业）。如此水火交加，会不会把精神撕裂？
奇怪的是，西方历代思想家门（马克思除外），我没有见到谁批评老板的独裁制与邪恶禀性，莫非是我孤陋寡闻？
其实，对于每个个体，就利益有关程度而言，老板远远大于总统。总统是虚，见不着；老板是实，可能天天要面对。总统出错，关系到一个阶层或者整个国家，某个个体未必有切肤之痛；可老板不喜欢你，就立竿见影地关系到你与你家庭的生计了。因此，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我不由得要问：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门在颠覆政治独裁而设计现代民主制时，为什么没有扩展到颠覆经济领域的独裁制？
更扑朔迷离的是，事实一再证明，经济领域只适合独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业的绝对权力不仅不会导致腐败，反倒非常具有竞争活力。以法国为例，凡受国家、工会等擎肘而被弱化了绝对权力的法国国有企业，个个半死不活，远远不如私人企业。
呜呼，老板的独裁与自私重利竟是无可厚非的！
解决之道
迄今，控制公权力“邪恶面”的对策是民主选举、分权制衡与舆论监督（包括温蒂的“骂总统”）。这些虽然颇有成效，但仍然有许多缺口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而致公权力感染上“病毒”，进而失效。
至于对老板权力“邪恶面”的控制，政治之约那一套完全不适用。政治中全力可说是主权在民，而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权却不能说财权在民。迄今，经济学对这项权力的制约办法是，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建立健全商业和劳动法规。然而，倘若时常出现了官商勾结的不公平竞争，倘若老板的财力能够操纵立法者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规，那么，结果就是这两个制约全都被解构了。这般解构在当今世上并非罕见，而是比比皆是。
呜呼！征服纯粹的恶尚可拼死一搏，而征服”必要的邪恶“，因为其必要，只能在”必要“与”邪恶“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于是必然留下许多缺口，让执掌政权与企业权的“黑客”施展才华，发明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