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有桂屠户，要不然他们根本不敢去找镇上人谈租房子的事。而今桂屠户不在山里收购瘟猪剖来往镇上送了，他在镇子的上街摆了个肉铺，正正当当地杀卖那些经过检疫的生猪。他当年那么做，是为了给女儿读书挣钱，现在女儿毕业了，在省城教书了，就再不愿做缺德事。他女儿跟校长睡觉才留在了省城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得很远，仿佛整个泽光镇都知道。对此，桂屠户并不怎么伤感，更不觉得丢脸，毕竟说来，女儿找到了一辈子的饭碗，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这口饭碗是摆放在省城的。南山人大多看不起他，背地里骂他是“贱坯子”，可正是这个“贱坯子”帮了他们的大忙。他带着去求他的人，一家一家敲门，不厌其烦地谈价，直到把什么都安排妥当了，他才放心地松手。离去时还嘱咐山里人一句：“有啥难处，就给我说。”
去镇上租房子陪孩子读书的，可不止南山人，其他地方的村小，或者校舍塌了，或者教师出门打工了，都只能走南山人的路。中心校涌入了这么多学生，闭校长是高兴的，在城里，抢生源是一场大战，而在泽光镇中心校，不费什么力气，生源就自己跑来了!
闭校长高兴之余，也会想到王安。
已经很久没看到王安了。
闭校长有时想跟兴塘村人打听一下王安的消息，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王安成了一个真正的农人，懂得了农人所有的生活法则：播种，经营，收获，上奉母亲，下供女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银珠也该上学了。
王安悉心地留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本，母亲见他把课本用油布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想儿子肯定还挂念着什么时候能再去学校教书，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她不仅没把那些书用来剪鞋样——母亲的眼睛花成一大片，但这家里除了她，没有别的女人，因此她只要从田地里回来，就随时摸摸索索地，为儿子和孙女做布鞋——还用自己省下来的一块好布料，在儿子那些书的外面又包了一层。
王安是不是有那样的心思?不知道，他对任何人，包括对他自己，都回避着那样的话题。但他的另一种心思却是一定有的：他想自己把女儿教到小学毕业。
可是，等到女儿真正该上学的时候，王安却改变了主意。自己教女儿，教得好吗?古代的圣人也要易子而教，何况他。再说活鲜鲜的例子很多，教师自己的孩子，如果在父母手下读书，往往成绩不好。这也说不出个什么理由，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不过，真正让王安改变主意的，还是银珠。在兴塘村，共有三个孩子去镇中心校上学，周末回来的时候，那三个孩子总能告诉同村伙伴许许多多新鲜事，这些事情都是山里孩子闻所未闻的，每次银珠去听他们讲，都把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胸口，嘴唇一直微微张开，眼里充满向往。星期天下午，那三个孩子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要从王安院外的堡坎底下过，银珠总是早早地坐到院坝边的碌碡上去，痴痴地望着堡坎底下的土路。
这个秋季开学的第一天，王安一早起来，对银珠说：“银珠，爸爸今天开始送你读书。”
银珠说：“爸爸，我去哪里读书?”
“镇上啊。”
银珠的眼睛里水盈盈的……
王安把女儿送到了中心校，但他却不能像别人那样去镇上租房子，且不说租金很贵，他出不起钱——他又怎么能放心地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母亲去镇上陪银珠吧，那更不可能，母亲那么老了，母亲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没上过街了吧。
从那一天起，王安就每天走几十里路，接送孩子。鸡叫二遍的时候，王安就起床了，那时候银珠睡得正香，王安把女儿捞在背上，像背婴儿似的将她用背带缠起来，拿着手电筒向街上走。女儿贴住他的脊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他也愿意半夜出门——“你不是教师吗，你也只能把孩子往别人手里送!”——他害怕人家说这样的话，虽然这样的话终归是躲不过的。中心校下午五点放学，如果是冬天，家里活路不紧，加上时间来不及，王安把女儿送到校门口，会等在街上，一直等到女儿放学。如果是热天，天黑得晚，活路也多，王安会匆匆忙忙地赶回来，犁一会儿田，挖一会儿地，再去街上。这样过了两个月，银珠说：“爸爸，半夜我一个人不敢走路，下午放学我就自己回来吧。”
王安笑一声，说：“哼，你!”
银珠说：“我怎么啦?路我都认熟了。”
王安牵着女儿的手，没说话。
他心里却是波涛汹涌的。他想象着如果山下那些发了疯的摩托车把女儿撞倒了，他这辈子该怎么过!
有一天，王安把女儿送到学校，赶回家来抢收绿豆，走完河沿的平路就要上山的时候，见岔道上有几个外地人坐在那里歇气，其中一个望了望土黄天青的南山，叹息了一声：“哎呀，那个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王安看了那人一眼，默默无言地往山上爬去。
原刊责编 周昌义
【作者简介】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等三部，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狗的一九三二》等二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数十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