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小说看的比较早，而且最近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所以我简单谈一下小说的情况。其实刚才云雷师兄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再稍微补充几句。我认为这个小说是在两个文学脉络上展开的：一个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个是所谓的198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尤其是后一个脉络，使得我们的小说由过去那种写正史、写党史的宏大叙事风格，转向一种微观历史、野史和“秘史”的写作手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白鹿原》其实是在写一个地方的历史、一个家族史，这样新的历史小说写法，是对抗1950到1970年代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脉络，那就是1980年代寻根文学。小说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寻根文学”的线索，这在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中是非常明晰的。包括像王安忆的《小鲍庄》这样的小说重新肯定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仁义道德，与陈忠实“仁义白鹿原”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
《白鹿原》这个小说杂糅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文化形态在里面，这个小说的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就是，这个作家的写作非常讨巧，他调用了不同的文化资源，实际上也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协调，然后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获得了最大多数人的认同。首先，他调用的是精英文化资源。当时这个小说出来，被主流批评家捧的非常高，用来描述这个小说的都是一些大词，比如深沉、厚重、扎实、崇高、气势不凡、苍茫、悲壮、史诗等。另外他写的是一个地方，关中，两个家族，白家和鹿家近100年的历史，这种宏阔的背景实际上就摆出了一种严谨、诚恳的姿态，这样的写作方式，你是很难对它作出任何批评的，这样的写作姿态，也是非常容易获得精英批评家赞赏的，这是精英文化的一个方面。第二点，调用的大众文化资源也非常明显。从小说第一句话便体现了出来，白嘉轩一生引以为豪壮的是娶了七房老婆，写作也毫不避讳地写到了色情和性这样的东西，当然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包括在当时，人们对待这个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把它当成一个通俗文学来看待，连同时期出来的贾平凹的《废都》，都是被当作一种地摊上的色情文学来读的，由此而吸引大量读者，想必也是因为这个。因此，小说之于电影的改编，形成了巨大的诱惑。这是大众文化的方面。
正是因为它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使小说本身似乎超越了雅和俗两个层面，这也使小说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小说在1997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便是明证。关于茅盾文学奖，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评委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发现小说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针对这些问题，评委和陈忠实本人进行了沟通，建议他修改，陈忠实接受了修改意见，并真的作出了修改，修改后的《白鹿原》得了茅盾文学奖，“修改版”的获奖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插曲其实正好体现了《白鹿原》这个文本在当时被接受的复杂状况，同时显现出这个作品所调用的三种不同文化资源的杂糅情况，一是精英文化，一是大众文化，另一个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三个层次上，小说游刃有余地进行了运作和协调，因此也在这个意义上，借用张颐武老师的话说，《白鹿原》的奇迹在于，“它在一个多样化的时代里讨好了一切人”。这当然是站在后现代的角度对小说的分析，但这其实也是一句批评得非常重的话。我也觉得陈忠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小说的讨巧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合适”的时候写作了一部“合适”的小说，然后便被文学史经典化了。在此，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从这个作品本身来谈一个小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作品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但另一方面，这种迷恋似乎又改写了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五四启蒙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我们非常熟悉鲁迅的那句话，“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五四启蒙主义批判的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在《白鹿原》这里被颠覆了。《白鹿原》是在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氛中写出来，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有一种自恋式的激赏，恰恰是这样一种态度，和五四反传统的遗产，使小说本身呈现出一种价值分裂的状态。我们看小说中田小娥这个人，作者是很难处理好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其间的情感非常矛盾。一方面田小娥是一个妖女，是传统的“他者”，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这个人物施与了同情，这样一种同情是五四以来文学所必然携带的命题，那就是所谓妇女解放的命题。小说中，田小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吃人”的传统文化杀死的，但小说处处体现出对仁义道德和传统文化的赞赏。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小说其实体现了1990年代商业文化背景中写作的复杂状态，一方面传统文化已经坍塌，革命文化也已失效，但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类型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分裂和作者的自我挣扎与混乱，正是时代氛围的体现。对儒家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激赏，正是这种找不到自我解救方式的典型症候。抓住传统文化这根救命稻草，是当时作者不得不做出的价值判断，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