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两天，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全网疯传。
文章称，以因为无法承受深圳的高房价高成本，华为已经在逐渐搬离深圳。并以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作为其核心论据。
就此，华为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辟谣称：“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但这个声明也被迅速淹没，未能阻止该文引发的讨论持续发酵。
尤其伴随着吴晓波、马光远等公共话题大V的介入，华为自己的意愿究竟如何，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核心原因在于，以不可逆的高房价为代表，深圳的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已经让不少当地龙头企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这导致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或是企业的劳动密集环节搬离。
华为不断加大东莞的业务比重，中兴布局河源，富士康的逐渐向河南、四川乃至印度转移……都是这个大趋势下的具体缩影。
但越来越多的指责，都将全部矛头指向深圳，指向高房价，这真的找对问题症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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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终端业务重心放在东莞，本身并不值得惊讶。
就目前而言，市场竞争已成为红海的中国手机制造业，依然还是一个资本密集、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特征极为明显的行业。它对自身产业布局的地域选择，需要两个核心的支撑条件：一是完善的产业配套环境，二是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
这两方面，东莞都符合条件。
OPPO、vivo、金立都发家于此，加上研发或生产迁移过来的华为和酷派，以及围绕以上整机品牌，汇集于此的产业链企业，多年发展至今，东莞早已成为中国本土手机行业真正的产业中心。
这种产业集群优势，加上当地与深圳的地价差异，以及毗邻深圳的便捷交通等等优势，让它已经成为深圳手机产业“出走”的首选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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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为来说，终端远并不是其业务的全部。其手机制造业务迁到低成本地区，也与谣传的“华为逃离深圳”没有直接联系。
对企业来讲，在不同地区进行业务与生产的布局，与自身总部迁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更看重成本，后者更看重政策环境。
多年来，华为、中兴、腾讯、华大等深圳本土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依靠的并不是成本优势，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深圳在创新政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坚定、稳定的扶持也是关键要素之一。
除非政府在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犯错，或是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出列重大问题，这些企业将总部搬离深圳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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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近期高涨的房价，各家企业将生产制造业务迁离深圳的趋势，依然不可避免。
制造业从高成本向低成本区域迁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市场换技术到成为世界工厂，一个核心原因，正是受益于人力成本红利，而大批工厂正从东部向西部迁移，从中国向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是基于同一个逻辑。
正如任正非所说：“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这种成本，中心城市永远无法与周边城市相比，发达地区永远无法与落后地区相比，既得利益地区永远无法与招商引资地区相比。
不仅仅是房价，也不仅仅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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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涨不涨，控不控，如何控，跟企业迁不迁，怎么迁，是两码事，别瞎搅在一起。
那些说“为了不让企业跑掉，我们应该把房价降下来”的逻辑，都是扯淡。
哪个城市越发达，哪里的房价越高；哪里的教育资源越好，哪里的房价越高；哪里的的企业越牛，员工越能挣大钱，房价自然也会越高。反之亦然。
不管华为搬到哪，中兴搬到哪，腾讯搬到哪，哪的房价都会自然涨起来。
这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刚需，谁也无法逆转。
房价高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资本的涌入，可能在短时间内抬高房价，透支需求。但支撑房价的，归根结底还是当地的综合环境与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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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圳来说，房价上涨真正影响最大的，不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下的众多中小创业者。
这才是深圳创新地位真正的威胁所在。
类似的情况，在硅谷早已受到关注。
现在，在全美国，硅谷的平均房价都是最高的，圣何塞市大都市地区的平均房价，已高达每套近100万美元，远高于全美平均房价36万美金，甚至租住一个普通的房间月租金都要2600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