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的党争本来也可以给执政团队制造一定的政治压力，督促他们的施政尽量经得起反对派的挑剔。但蔡京执政之后，立元祐党人碑，作为作对派的元祐党人已经被完全压制下去，从此蔡京政府更是可以率性行事。
皇帝本人的权力在宋徽宗时代也大大膨胀，表现之一就是御笔的盛行。按宋朝政制，皇帝的诏令，从起草到颁布，本有一套非常周密的程序，但现在宋徽宗破坏了这套程序，诏令既不用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复，而是自己亲笔书写，直接交给政府执行。不要以为君权趋强，相权就会削弱，还有一种情况，君相一体（狼狈为奸），如宋神宗与王安石、宋徽宗与蔡京，君权膨胀即意味着相权同步膨胀，因此王安石才会鼓动宋神宗独断，蔡京也支持宋徽宗发御笔手诏。
在这种畸变的权力结构下，皇帝与宰相“心心相印”，都决意要办花石纲，当然就办成了。要是在北宋的正常时期——有强大而独立的台谏力量，有适度的党争，君主超然而不具体执政，比如宋仁宗朝，像花石纲之类的动议，即使有人提出来，我相信也会在反对声浪中被否决掉。
宋徽宗破坏政体在先，开启乱局在后，最后被金人虏至北国，确实可以说是no zuo no die。不过，我也不同意将北宋之亡归咎于花石纲，花石纲伤害的是东南社会，而北宋的大患却来自北方。毋宁说，北宋亡于“联金灭辽”的致命性战略错误，亡于宋政府贪图安逸而军备废弛的作风。
随着北宋政府覆灭，用二十年花石纲建造出来的皇室园林——艮岳，其命运也令人唏嘘。张鸣老师的文章说：“在不懂风情的女真人的铁蹄蹂躏之下，精妙的皇家园林完了，花石纲也没了。”其实艮岳的毁坏，倒不是因为金兵的“铁蹄蹂躏”，而是宋人自毁——但这个自毁的过程无可指责，倒是让人怆然。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金人兵临城下，城内大雪盈尺，宋钦宗（徽宗已内禅退位）下诏说：“风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冻馁，皆朕不德所致，万岁山许军民任便斫伐。”万岁山即艮岳。国家危难之际，宋廷还是虑及百姓生计，打开艮岳的大门，让人们入内斫伐柴薪。几天后，东京居民已将万岁山的竹木樵采殆尽，钦宗皇帝“又诏毁拆屋宇以充薪”。由于城内流民流离失所，又下诏：“毁撤垣墙，许庶民居止。”与攻城的金兵作战时，城内缺乏炮石，也是将艮岳的假山拆卸来充当炮石。
在即将灭亡的最后一刻，北宋政府还是用那一座由民脂民膏堆砌起来的皇家园林，给予子民最后一点点温暖，尽管这已经无法弥补宋徽宗犯下的罪过。